●中美建交使中國進入聯合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美國原以為由此可使中國和平演變為自由公民社會，但未想到反而促成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興起並因其經濟實力對全世界進行擴張滲透，威脅著自由世界。

● 1971年7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左）訪華，會晤周恩來，中美關係開始恢復。

今年是中美建交三十周年，也是中國改革三十周年，在這三十年之中，中國無論在國內或國際都起了很大變化。在國內，中國已經從毛式的社會主義轉變成為權貴資本主義；國際上，中國從中蘇交惡時開始與美國官式交往，現在己成了美國最大的債權國。

在歷史的長河中三十年只是彈指一揮間，但這三十年對中國來說卻不尋常，一個原是反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對立的體制，居然自己也會蛻化成為資本主義，不過不是自由資本主義，而是權貴資本主義。因此，它在經濟上能融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並與自由資本主義交往密切，難解難分，政治上則學會一套耍弄權術的辦法，剛柔相濟，若迎實拒。它憑藉經濟實力周旋於諸列強之間，又拉攏北韓、古巴和亞、非、中東有反西方傾向的國家以自壯，達致權貴資本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並存局面。

建交助中共取得國際合法地位

中美正式建交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建交之前，中美處於敵對狀態，尤其是五十年代初的抗美援朝，那時候彼此在朝鮮戰場上火併三年，毛澤東直斥美帝為紙老虎。到了六十年代中蘇交惡之後，美國認為有必要拉攏中國以對抗蘇聯，中美才從敵對關係開始鬆弛，進而出現乒乓外交、基辛格陳倉暗渡和尼克松訪華，發表中美聯合公報（又稱《上海公報》）。中共利用這個機會迫使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解放台灣是中國人的事，美國不得干涉；美國對此雖然不作異議，但卻強調解決台灣問題必須和平，不能使用武力。

尼克松訪華是一九七二年二月，尚在文革期間，中美還不能正式建交，足足拖了七年，直到毛澤東逝世，文革結束，鄧小平上台，才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由美總統卡特派代表來華商議，於七九年元旦簽訂協議，正式建交。

中美建交對中共非常有利，由於建交，美國必須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必須與台灣斷交，迫使「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讓中共正式進入聯合國。今天，中共之所以能攏拉攏眾多亞非國家在聯合國裡抗衡美國，甚至將人權狀況同中國一樣惡劣的古巴、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拉進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共同控制聯合國的人權事務，也是種因於此。

美國和中共的中國建交，原想引導中共「和平演變」，期望它多與自由的資本主義接觸，受到感化，更期望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會促成中產階級的誕生和公民社會的發展，最後自發地走向民主憲政。但這些期望對中共來說等於緣木求魚。

權貴資本主義的發軔發展成熟

權貴資本主義在人類歷史上確是一個怪物，它在意識形態上已經實際脫離馬列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接受資本主義一切經濟運行模式和生活方式，包括資本主義的消費文化，但它卻始終維持集權體制不變、不放鬆。

粗略地說來，權貴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過三個階段：鄧小平時代是它的發軔期，江澤民時代是它的發展期，胡錦濤時代是它的成熟期。

在鄧小平時代，所謂外資，多數是香港資本，真正的歐美資本巨頭都尚對中國採取觀望態度，只有部分歐美資本開始尋找香港人作為仲介，向中國大陸探路。香港的存在，不僅給大陸向資本主義發展提供原始資本，而且由於香港具備英國老牌的一切資本主義運作模式，對中國向權貴資本發展起著很大的引導作用。

八九天安門事件之後，美國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 (一) 美國貿易發展局（ＴＤＡ）自一九八九年六月起停止在中國一切新的活動，這一禁令直至二○○一年一月才由克林頓總統解除； (二) 美國政府不支持美國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對中國貸款，除非其貸款有助於改善中國人權狀況； (三) 美國禁止向中國出口軍需品，也禁止從中國進口武器、酒和煙草，這一禁令至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才撤銷。

當時，美國的制裁也帶動歐洲一些先進國家的制裁，所以在那段時期，中國經濟的發展陷於困境，全靠台灣資本進入，撐起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加工工業。

江澤民時代從一九八九年五月開始，其政權（不計軍權）迄二○○二年十一月止，長達十三年。他承接「六四」之後國際經濟制裁的困局，一九八九年，中國的對外貿易還是逆差，外貿跳躍式的發展是從二○○○年才開始。中國進入世貿，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是一大刺激。改革之初的七八年，中國進出口外貿總額只有二百零六億美元，江澤民接手之初的八九年，已達一千一百一十六億美元，比改革之初增了五點四倍，到了江澤民下台時的二○○二年，外貿總額為六千二百零七億美元，比八九年增了五點六倍。胡錦濤執政至今已七年，去年（二○○八年）的外貿總額估計超過二萬五千億美元，比江澤民時代的最高額又增了四倍。

權貴資本伸向國際強化外交地位

權貴資本主義向國際進展，首先從香港開始。中資在香港歷史久遠，初期如華潤、招商局、中旅、光大、中信等屬於一般商業性質，踏進廿一世紀，中資在港上市集資，從紅籌股進入藍籌股，現在如建行、中移動、中石油、中海油、神華等都成了恆生指數的成分股。

權貴資本與美國投資銀行如摩根士丹利、高盛、美林等關係密切，經過它們牽線進入紐約股市和美國金融圈。美國金融海嘯導火線「房利美」和「房貸美」破產由政府接管事件爆發後暴露出，原來中國對這兩間公司投資竟高達三千七百六十三億美元，佔中國外匯儲備百分之二十一，如此巨額的冒險投資失敗，遭到在香港的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炮轟。另一樁損手事件，是中國投資公司經香港前財政司長梁錦松的牽線，入股美國黑石公司三十億美元，黑石股價狂跌，中投的投資起碼蝕掉四分之一。中國在美國的投資都不利，前年中海油高價收購美國優尼科石油公司，遭到美國官方干涉而告吹。不過中美貿易使中國大大獲利，中國方面的順差，照中方計算，從一九九三年轉為順差的六十二億美元起，逐年增加，至二○○七年達到一千六百三十三億美元，增二十六倍，美方的計算更多。因此，順差問題成了中美之間摩擦的重點，由此又產生美國逼迫中國人民幣升值的糾葛。

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國，中國從外貿賺來的錢，多數是美元，加之外國向中國投資，基本上也是美元，以致中國政府擁有世界上最多的美元外匯儲備，為了保值，中國便以大量儲備購買美國國家債券，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美國債權國。這種情形，顯然使中共在中美外交上和國際金融事務上增加話語權。

中共在加拿大，由中石油以四十二億美元收購了哈薩克石油公司，以三十億加元收購了ＴＹＫ石油公司。在歐洲，中共挾著採購飛機的巨額訂單去左右歐盟國家的外交取向。

中共在海外最大成功是其資本勢力進出入非洲、大洋洲、中美和近東一帶。中國在非洲四十九個國家建立投資項目，從南非到埃及。除了投入非洲各國基建項目和水利之外，並大量開發礦產和寶石。陝西地礦局在加納開採黃金，中國鋼鐵工貿集團與南非進行鉻礦冶煉，中國有色金屬集團在贊比亞開採銅礦。據報導，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已從二○○七年的七百億美元增至二○○八年的八百億美元。

中共於二○○五年與委內瑞拉簽訂能源合作協定，建立合資企業，將超重油轉化為輕油，又在委國開鑿油井，拿下兩塊油田，並設煉油廠。除油氣開發外，又在委國開採黃金。

在大洋洲的巴布亞新幾內亞，中共以十四億美元投資鎳和鈷礦開採，在荒漠的熱帶叢林建立起中國城，被加拿大《環球郵報》記者稱為「新中華帝國」。

該記者約克（Geoffrey York）說，如果你以為這是正常資本主義那就太幼稚了，中國在巴布亞新幾內亞或非洲的投資，並不講究近期利益，而是以國家政策「走出去」為目標，在西方不注意的小國通過貿易和投資構築經濟網絡，同時輻射出政治權力。約克駐北京多年，能夠看透中國不同於自由資本主義的特質，確有見地。中共在國內外發展經濟，都不單純是追求財富，背後還有建立霸權勢力的企圖。他們深知財富是權力的基礎，可以幫助權力的鞏固和擴充，魚與熊掌，兩者得兼而有之。

自由世界難以對付的滲透統戰

中共的權貴資本主義，與舊日斯大林式的蘇聯集團不同，舊日蘇聯集團無論在意識形態上或經濟體制上都與西方資本主義鑿枘不相入，因此它本質上是敵視資本主義的，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了抵抗納粹被迫同英美聯盟，但大戰一結束，很快便就分道揚鑣，與西方世界長期陷入冷戰狀態。中共的權貴資本主義在人權、自由、民主、法治方面雖與西方資本主義不同，但經濟上，它的改革需要吸納外國資本，需要借助外來的先進技術和營運方式，到了羽毛豐滿時，它更需要融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大體系，從中縱橫捭闔，以世界上擁有最多外匯儲備和位居世界第二的國民生產總值，躋身世界幾大經濟強國之列。

政治上它並不正面否定人權、民主和法治，甚至可以簽訂聯合國有關人權的公約，與歐美國家進行人權對話，所有這些表演都是耍太極。它把在香港玩弄得出神入化的統戰權術向國外伸張，收賣海外有影響力的華文傳媒，包括台灣的傳媒。它在滲入「德國之聲」廣播電台時，居然得到敦厚的德國學者們支持，以為這是保護言論自由。它以孔子學院名義向世界輸出官方主流文化，培養親中（實是親共）勢力，進而滲入西方社會各個層面，甚至與軍事戰略有關部門。 統戰是中共一種?史悠久的特殊政治手段，它是中國獨有的，連舊日蘇聯都沒有。蘇聯與西方一樣，只有間諜，沒有統戰，因此西方人完全不懂統戰的厲害。

權貴資本主義的權貴，一般人稱它為利益集團，其實豈僅是一個集團，它已經是一個社會階層，從大都會到小城鎮，遍及全國；它本身也是金字塔式的。權貴與資本主義相結合，正如法西斯可以與資本主義相結合一樣。

現在西方自由資本主義世界面臨由金融海嘯引起的經濟危機，這危機同樣波及中國權貴資本主義，兩者在危機中既休戚與共，也競相脫困，且看誰能脫困得快，脫困得好，此中勝負，決定未來雙方的力量對比。

就中美建交的三十年歷史來看，美國給中國帶來兩個轉捩點：一個是在政治上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另一個是在經濟上打開閘門，讓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這兩個轉捩點幫助中共躋身世界強國之列。「九一一」恐襲，布殊將中美關係從「戰略競爭關係」改為「建設性的合作關係」，因為美國需要中國在反恐戰爭上的支持。後來在解除北朝鮮核武威脅時美國更需要中國幫助，於是又稱「伙伴關係」。但在現實上，貿易順逆差問題和台灣問題始終是雙方摩擦的焦點。台灣現在因國民黨執政而兩岸關係緩和，輪到民進黨擔心中共的統戰。而中美的貿易摩擦，則令中共擔心美國保護主義抬頭，且看奧巴瑪在面對經濟危機時將怎樣處理中美貿易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