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曉波妻子劉霞，是一位有才華的詩人，她為了曉波承受一切。二十年來曉波幾進幾出堅持下來，最大的原因是妻子的支持。

● 劉曉波和他的妻子劉霞。

曉波北京警方帶走之後，已經有十多天沒有任何消息了，沒有人知道他被關押在什麼地方，他的妻子劉霞也沒有收到任何來自執法機關的正式文件。外交部發言人在回答外國記者的提問時，居然還恬不知恥地說，這是中國的內政！那個前來與我談話的北京國保官員，指責《零八憲政》破壞了建國六十周年的「和諧」！

為了曉波，長期患有失眠症
突破了警察的封鎖，我們好不容易才得以同劉霞一起吃了一頓飯。劉霞說，八號那天晚上十一點，十多名警察衝進來將曉波帶走，然後抄家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曉波家的存摺就放在電視機旁邊的一個小紙盒子裡，一名抄家的警官翻開來仔細看了半天：「你們家的存摺就這樣隨隨便便地放著？」劉霞說：「我們家又沒有保險櫃，況且一直受到你們的保護，盜賊都不敢上門來，當然就這樣放著了。」「你們家就這麼一點錢嗎？」劉霞說：「這點錢在我看來已經夠多了，夠用好多年了。」

我們都很擔心劉霞的身體狀況，希望她好好保重，要吃得下，睡得好。曉波經常說，與中共的對峙，是一場耐力的比賽，誰著急誰就失敗。八九之後將近二十年間，曉波在幾進幾出之後，仍然矢志不渝，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與這個獨裁政權不依不饒地「磕」上了。這是一場愚公移山、精衛填海、西西弗斯推石頭上山般的戰鬥。曉波能夠一直堅持下來，很大的一個原因便在於妻子劉霞的支持。

比起曉波來，這些年來，劉霞也沒有少受罪。我聽到過不少妻子拋棄作為政治犯的丈夫、選擇新的安穩生活的故事。我充分地理解人性的軟弱，誰也沒有資格去譴責那些無法承受生命的沉重的妻子們。另一方面，我也聽說過若干異議人士在長期的高壓之下心理變態，將妻子當作折磨的對象的故事。有一名異議人士就當眾得意地宣告：「以後我結婚了，就把妻子叫『共產黨』；以後我有孩子，就把孩子叫『共產黨』；這樣我天天打罵妻子和孩子，就是打罵『共產黨』！」人性扭曲到如此程度，多麼可悲啊！

曉波與劉霞是這個圈子裡有名的恩愛夫妻。我第一次與曉波見面的時候，劉霞也在場，劉霞的光頭打扮讓我大吃一驚。那時，我想，難怪曉波是學美學的，找一個如此前衛打扮的妻子！後來，我讀到了那本厚厚《劉曉波劉霞詩選》，這才知道他們的愛情有多麼地可歌可泣。劉霞寫詩的歷史遠遠比曉波長，詩人廖亦武評論說：「在詩歌娼妓氾濫成災的上個世紀中國，詩圈外的劉霞是倖存下來的惟一的女詩人。」劉霞多才多藝，還是畫家和攝影家，曉波是她的藝術才華的欣賞者。

劉霞在一首詩中寫道：「駛向集中營的那列火車，嗚咽地碾過我的身體，我卻拉不住你的手......」這是一種怎樣的痛苦啊。劉霞長期患有嚴重的失眠症，我們曾經向她推薦過好多種治療失眠的密方，還買過據說是療效極佳的枕頭送給她用，但她嘗試過之後，說這些都沒有什麼效果。這次，我們再問她睡眠如何時，劉霞告訴我們說，這些天來，曉波不在身邊，她反倒能夠睡著覺了。她不無酸楚地說：「多年來，我就像在一直在等候著天花板上掉下另一隻鞋子。如今，這只鞋子終於落了下來，我這才安心了。」換言之，她對曉波被捕入獄早已有心理準備，他們正是以失去自由為代價，以過著「不正常」的生活為代價，推動著中國早日成為「自由中國」。

法國作家形容為中國的猶太人
幾年之前，法國傑出知識份子索爾孟訪問中國，訪問了各個階層的人，寫出了《謊言帝國》一書。索爾孟描述了一個被謊言重重包裹的中國，也描繪了若干與謊言戰鬥的、值得尊敬的中國人，其中就包括劉曉波夫婦。有意思的是，這位敏銳的知識份子，在採訪劉曉波夫婦之後，並沒有將劉曉波作為「傳主」，偏偏將劉霞當作「傳主」，並留下了若干關於劉霞的栩栩如生的文字。

索爾孟將劉霞形容為「中國的猶太人」。「猶太人」是隱喻作為納粹時代一樣的受難者。索爾孟寫道：「誰是所謂中國的猶太人？他們就是異議分子、自由心靈者、知識份子、藝術家、工會分子、帶頭反抗的農夫，以及獨立自主的神職人員。上述均是共產黨隨時隨地處心積慮，想自社會中剷除的『毒草』，他們就像納粹德國的猶太人，先被鎖定，貼上標籤，密集監視，最後斬草除根。」劉霞本來不是一名有「反骨」的女性，她出身於高幹家庭，曾經在國家稅務局有一份好工作。但她辭去了這份朝九晚五的工作，而成為一名「無業遊民」；更為要命的是，她還愛上了劉曉波，一個「不該」愛的人，並為他承受一切。

這是一個講究「株連」的社會，正如索爾孟所寫的那樣：「就跟納粹德國一樣，在中國也是依照血緣或婚姻來判定何謂『猶太人』，劉霞即是其中一例。她自身並無從事政治活動，也很少公開發言，只是針對自己不對外展出而僅限親密友人觀賞的攝影及繪畫作品，偶發感言。當她的夫婿，中國異議作家劉曉波被捕入獄時，她曾籍洋娃娃創作，風格尖銳，拍攝囚犯遭刑求凌虐臉部變形之一系列照片。」

曉波從來都不是安全的
此次劉曉波被抓走之後，我和妻子去探望劉霞，與監視她的警察發生了衝突，當我斥責這名警號為「038540」的警察「毫無人性」的時候，他神色猙獰而毫無愧意。幾天之後，北京國保的一名官員約我談話，我向他投訴，難道我們去探望劉霞也觸犯了法律嗎？這名國保官員卻說：「劉曉波剛剛出事，在這個時刻去探訪他妻子，確實不妥吧。」

有些人別有用心地說，曉波很會玩平衡術，怎麼寫文章都沒有被關進監獄，是共產黨特意安排的一個「花瓶」。而索爾孟則清晰地看到，曉波並不安全，因為曉波面對的是一個非理性的政權，是一個野蠻兇殘的、無法無天的政權：「共產黨可以隨時決定鋤掉這些『毒草』，只需指派一名法官，就如同對待其他民運人士般，指控洩露國家機密及圖謀顛覆政府即可。這是打壓中國所有『猶太人』的慣用手法。」當時，他與曉波夫婦告別的時候，對他們既敬重又擔憂：「我們心情沉重地向中國這位被判緩刑的『猶太人』及法西斯體制人質──劉霞告別。」 如今，曉波「終於」出事了，我想索爾孟並不會為他的預言成真而感到驕傲。

當年，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伴隨著丈夫們踏上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之旅的時候，整個俄羅斯都被她們感動了，連暴虐的沙皇也為之掉淚。然而，在今天的中國，知道劉曉波和劉霞的人並不多，那麼多的高官和警察心如蛇蠍，連最後一點良心都蕩然無存。即便如此，曉波和劉霞仍然選擇了「中國的猶太人」的身份，他們不求報酬與名利，這樣的選擇符合他們內心深處的道德律令，他們亦相信「一個義人所有的雖少，強過許多惡人的富餘。」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聖誕平安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