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一九七九年一月的中共「理論工作務虛會」，對後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具有重大影響。資深理論工作者張顯揚出席會議並了解相關的黨內高層鬥爭內幕。本文詳實記述務虛會的始末及會內會外背景，揭露鄧小平如何對該會出爾反爾終予封殺。分上下篇連載。

● 鄧小平和陳雲在1978年12月舉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

現在五十歲以下的人，知道理論工作務虛會的恐怕很少。五十歲以上的人，即使當年有所耳聞，大多也已經淡忘了。一九七九年一月，中共中央決定召開的這個會議，曾經在國內外轟動一時，產生過重大影響。但是，近三十年來，除了與會者而外，幾乎無人提起：這個會議被中共當局徹底封殺了。

回顧這個會議，最耐人尋味的，莫過於「解放思想」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兩件南轅北轍的事情，前後相連，集於一會：會議開始的時候，號召「解放思想」；會議行將結束的時候，下令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個要反左，一個要反右。而且，兩件事情都是號稱反對「兩個凡是」的「實踐派」領軍人物鄧小平一人所為。這是怎麼回事呢？鄧小平為什麼要在這個會上提出四項基本原則；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對於此後中國的思想政治進程有什麼影響？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三十周年前夕，把這些塵封的歷史揭開，向社會公眾告以真相，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務虛會前鄧胡和凡是派的較量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理論工作務虛會開幕當天，會議主持人胡耀邦的《引言》報告話音剛落，周揚就從鄧小平家裡匆匆趕來，傳達鄧小平的指示：「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鄧小平深怕大家思想僵化、半僵化，不敢講話。這個「十字」方針，就是要鼓勵大家解放思想，暢所欲言。誰會想到，三月三十日，會議結束前夕，他會來做這樣一個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明擺著是指責理論工作務虛會「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據說還是「從右面」來懷疑或反對的。「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言猶在耳，轉眼之間，風雲突變，令與會者目瞪口呆。

理論工作務虛會究竟出了什麼問題，鄧小平的態度會發生如此變化？

理論工作務虛會是根據葉劍英副主席的提議，經中央政治局同意召開的，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思想政治領域裡的繼續。目的要把從一九七八年五月開始的「實踐標準」大討論引向深入，要和「凡是派」的代表人物，吳冷西、熊復、王殊、李鑫、吳繩、張平化等人，面對面地討論和辯論，以便進一步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放思想」的方針。所謂「凡是派」，是指主張「兩個凡是」、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理論界的上述頭面人物，以及他們背後的那幾個大人物吳德、汪東興、華國鋒等。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也就是把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幫」抓起來四個月之後，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發表一篇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把華國鋒主席早些時候講過的「兩個凡是」的意思，用非常工整的語言向全黨全國宣告：「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提出「兩個凡是」，等於繼續推行沒有毛澤東和「四人幫」的毛澤東極左路線，等於宣佈文化大革命沒有結束。「兩個凡是」，成為揭批「四人幫」，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的嚴重障礙，引起了人民群眾極大的不滿，老幹部尤為不滿。四月十日，鄧小平在致華國鋒、葉劍英、黨中央的信中提出，要以「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其潛台詞是不能以孤零零的這「決策」、那「指示」為準則。胡耀邦（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主持黨校工作）在中央黨校積極籌畫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重編教學大綱，組織人馬辦刊物，寫文章，準備與「兩個凡是」開戰。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胡耀邦親自主持的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十一日，又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在光明日報公開發表，當天新華社轉發了這篇文章。十二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同時轉載。全國絕大多數省、市、自治區的報紙也陸續轉載。文章深得人心，激起了巨大反響。不料當天晚上，毛著辦副主任的吳冷西，給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打電話，口氣極為嚴厲，說這篇文章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很壞很壞，是砍旗、丟刀子、非毛化，扣了三頂大帽子。所謂砍旗，是指砍毛澤東這面旗；丟刀子，是毛澤東批判赫魯曉夫的用語，說他把斯大林這把刀子丟了，列寧這把刀子也丟得差不多了，吳冷西用這個詞，是說文章把毛澤東這把刀子丟了；非毛化，是說文章否定毛澤東思想，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在吳冷西這位「凡是派」眼裡，這篇文章簡直犯了彌天大罪。
二十多天以後，即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話。講話一共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就講「實事求是」。鄧小平居高臨下、語氣堅定地闡述了毛澤東思想，指出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是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並且反復引證毛澤東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論述，嚴厲地批評了反對這個基本原則，否定實踐標準的錯誤。他就差沒有點名地批評說：「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

鄧小平講話以後，「實踐標準」和「兩個凡是」的爭論，實際上勝負已成定局。但是，「凡是派」並不甘心。他們手中還有相當的權力，特別是因為抓捕「四人幫」有功而一下子坐上中央副主席寶座的汪東興，還掌握著輿論宣傳大權，背後還有「英明領袖華主席」。華國鋒是「兩個凡是」的始作俑者，但他沒有阻止「實踐標準」討論，這是他的明智之舉。但是，那時候，他並沒有表示要收回「兩個凡是」，更沒有對此進行檢討，這就給「凡是派」的那些台前人物留下很大的想像空間。

一九七九年九月，《紅旗》雜誌在總編輯熊復授意下，副總編輯方克親自動手，寫了一篇反駁文章。這篇文章，名為〈重溫《實踐論》〉，實際是「反對『實踐標準論』」。文章把吳冷西給胡績偉電話中的全套武器都搬了上去，大批不可知論、懷疑論、「海外奇談」。所謂海外奇談，就是香港那邊有人說，內地現在非毛化了。〈重溫《實踐論》〉以此為靶子，指桑罵槐，旁敲側擊：海外帝修反說我們非毛化，挑撥中央常委之間的關係。

會議開了一個月 最後草草收場

文章送到中央常委。葉劍英認為，既然有不同意見，建議中央召開個理論務虛會，讓大家把意見充分擺出來，經過討論，統一思想，解決問題。中央政治局同意葉劍英的建議，決定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召開這樣一個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閉幕，理論工作務虛會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開幕，前後相隔不到一個月。可見，中央對這個會議的期待多麼殷切，意圖多麼鮮明。這一點，從會議主持人胡耀邦的「引言」報告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通常識，但多年來被遺忘了，被搞顛倒了。「有些同志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篇文章以及參加討論的其他文章和發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說那是『丟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鄧小平的「十字」方針，胡耀邦的報告，極大地鼓舞了與會者和「凡是」們較量的鬥志。那時候，正處在「歷史的轉捩點」上，人們在所謂「大是大非」面前，都充滿激情。

中央決定，會議分兩個階段開。第一階段，以中宣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名義召開，會議名稱「理論工作務虛會」，邀請中央和在京的理論宣傳單位的人參加，各省、市、自治區派聯絡員，總共一百六十多人。會期一個月，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開幕，至二十六日，然後過春節，休息五天。二月一日接著開，開到二月十二日左右。休息幾天，進入第二階段，改以中央的名義召開，邀請各省、市、自治區的人參加，規模擴大到四五百人，改名為「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再開十天左右。這是胡耀邦在《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中宣佈的計畫。實際上會議進程與此有很大出入，尤其是第二階段會議，變化更大。主要變化有這樣三點：

第一，原來計劃，第二階段擴大進來的各省、市、自治區的人，和第一階段的人一起開會，現在改主意了。地方的人，軍隊的人，第一階段的人，各開各的，連面都見不著。第一階段的人，搬到友誼賓館，把原來住的京西賓館騰給地方和軍隊。

第二，第一階段休會時佈置搞幾個材料，準備在第二階段的大會上作報告，以擴大第一階段會議的影響。我自告奮勇報了一個題目：《華主席在湖南》，想在第二階段的大會上，揭露湖南方面對華國鋒搞的新的個人崇拜。但是，第二階段一個大會也沒有開，準備的材料都沒有用上。

第三，原計劃第二階段會議開十天，實際只開了七天。三月二十八開始，新來的人到會三天，還沒有進入角色，三十日就聽鄧小平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聽就知道，風向變了，根本無法和第一階段會議接軌。四月三日，會議便草草收場。

因此，所謂理論務虛會，嚴格說來，就是第一階段那一個來月的「理論工作務虛會」；第二階段，「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只走了一下過場，是不能算數的。會議一結束，連簡報都收走了。

台上台下都有需要的暢所欲言

理論工作務虛會開得非常成功。儘管在日程安排上與原來的計畫相比，有一些變化，但無關宏旨。會議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的令人鼓舞的氣氛中進行的。與會者本著「實踐標準」的精神，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凡是和偉大領袖毛主席（那時都這樣稱呼毛澤東）的思想、理論、指示、決策有關的事情，凡是和中共建國以來的歷史、特別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有關的事情，只要你想到而又想說的，都可以說。沒有人給你定調調，劃框框。而且，說什麼簡報上登什麼，無需審查，也不作刪改。

與會者都是在黨文化薰陶下成長起來的，從未見過、更沒有參加過這樣自由的會議。有些人不免心裡打鼓。年輕一些的，像嚴家祺、郭羅基、王貴秀、牛欣芳我們這些人，都只有四十歲上下，既無政治經驗，又心無城府，只覺得從未有過的痛快，說話口無遮攔，根本沒有想過會不會有什麼後果。結果，我們都為此付出了代價。這是後話。

一個月的會議，出了兩百八十多份簡報，數百萬言文字。會議內容豐富多彩，涉及的問題很多。概括起來，主要有如下五個方面：（一）、批判「兩個凡是」，為反對「凡是派」的鬥爭提供輿論支持；（二）、批判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華國鋒的新的個人崇拜，對領袖和群眾的關係作了探討；（三）、批判毛澤東極左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包括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全面專政的理論等等，以及在這些理論路線方針政策指導下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其中包括反右派鬥爭、反右傾鬥爭、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四）、從制度上反思黨和國家一再遭受災難的根源，主張對現行政治體制進行改革；（五）、對民主、自由、人權、法制、人道主義等普世價值，小心翼翼地作了肯定的評價。這一切，在當時都具有振聾發聵的意義，全國各地爭相傳播。

這是一個特殊年代的特殊會議：上面有需要，下面有話說，是一次難得的台上台下的大合唱。既然如此，「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為什麼不按原來的計畫進行，而要作那麼大的改變？原因在於，台上的指揮認為，台下的人越唱越「離譜」，必須叫停。

鄧力群回憶錄洩露天機

鄧力群二○○六年三月在香港出版的回憶錄《十二個春秋》裡洩露了天機。他說，他們，即他本人、胡喬木和鄧小平，對理論工作務虛會非常不滿。鄧力群說，「會開的時間愈長，發言的人愈多，離譜的東西也就愈來愈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從毛澤東的個人品質上，要連根拔掉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胡喬木說，「這個會越開越不像樣，這個也否定，那個也否定，歸納起來是五個否定，即否定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鄧小平說，「看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簡報，越看越看不下去。」

鄧力群轉述的胡喬木、鄧小平的話是否準確，無從查考，但是，他們有這樣的看法，我並不認為是他事後編造出來的。如果不是他們二位在鄧小平耳邊鼓搗，如果不是鄧小平本人有同樣的看法，因而出手干預，好端端的理論務虛會，怎麼會轉向？如果鄧小平沒有這樣的看法，他為什麼要委託胡喬木，而不是委託別的什麼人，例如于光遠為他起草這個講話？他不久前在中共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就是廢棄了胡喬木的稿子，請于光遠幫他重新起草的。而且，又為什麼不講別的題目，而偏偏要講「四項基本原則」？

事情很清楚：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轉向，決定性的原因，是他對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看法很壞。至於他究竟說過什麼，採取過哪些步驟，這只能等將來有關檔案解密以後，才能真相大白。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