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三中全會決議空話套話連篇，提及的三個重要問題，即耕地流失、土地轉移與徵地問題的決策，問題很多，值得探討。

● 在中共十七大三中全會前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前往安徽小崗村考察。30年前小崗村村民冒險私下開始土地承包。

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國內傳媒對此大肆吹捧，但讀了全文一萬六千多字，發現空話套話仍是滿紙盈箋。中共使用這類官樣文章的習氣，始終還未改變過來，實在需要改革改革。不過這是題外話，現在且就《決定》裡三個重要問題加以探討，這就是：一、耕地流失問題；二、土地權益轉移問題； 三、 徵地問題。

處理耕地流失不能一刀切

關於耕地的流失，《決定》說：「堅決守住十八億畝耕地紅線，劃定永久基本農田，建立保護補償機制，確保基本農田總量不減少，用途不改變。」這是一個相當嚴厲的強調。

眾所周知，中國耕地流失的情形十分嚴重。一九七九年我國農作物播種總面積為二十二億畝（見《一九八○年中國百科年鑒》），而二○○六年中國耕地面積只有十八億二千七百萬畝（見維基百科記載）。可見廿七年間中國流失的耕地為四億畝，平均每年流失一千四百八十萬畝。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一九七九年，中國人口九億七千萬，二○○七年中國人口十三億二千萬；也就是說，廿八年前，我國以二十二億畝耕地養活十億人，現在則以十八億畝耕地養活十三億人，兩者的差距相當大。

怪不得中共中央要震驚了，所以在《決定》中特別強調要堅決守住十八億畝耕地的紅線，不能再減，作出不准農地改變用途的決定。

但這裡另有一些數字值得提出來研究。一九七九年中國九億七千萬人口中，鄉村人口八億四千萬，佔百分之八十六點八， 二○○七年中國十三億二千萬人口中，鄉村人口七億二千萬，佔百分之五十五點一（見中國人口資訊網），可見廿八年來有不少鄉村人口轉為城市人口。另一方面，農村耕地雖然減少，但農業人口也跟著減少，故人均耕地面積變化不大｜｜廿八年前是二點六畝，今天是二點五畝。如果以減少了的農村人口和減少了的耕地面積仍能養活十三億人，那麼其原因必定是：

（１）農業生產力有所提高；（２）人民口糧結構起了變化，即肉類增加，穀類減少；否則便要靠穀類進口了。

研究耕地流失，追究它在怎樣一種情況下流失是很重要的。依我瞭解，絕大部份是由於鄉村轉變成為城市或城鎮所造成。例如深圳，本來是一個農村，現在變成繁華都市，整個農村都消失了。同樣的情形在東莞，在珠江三角洲，在長江三角洲，在浙江，甚至在全國各工商業新發展的地方，到處都是。這是社會發展的自然趨勢，不是限制農地改變用途所能阻擋的。阻擋的結果，等於不讓農村變為城市，鄉村變為城鎮，這豈不是同《決定》中所說的鼓勵農村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自相矛盾嗎？

由此可見， 不准農地改變用途這麼一個一刀切的決定是有問題的。如果一定要守住十八億畝耕地的紅線，唯有設法開墾，將林地和牧地改為農地，那就要破壞自然生態了。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村必然城市化，因這種原因而令耕地流失，不應去阻止它。我們只能禁止一些地方官員為了政績或私慾私利，任意攫取農地，濫闢開發區，濫建樓房，濫建高爾夫球場和遊樂場所，私建豪華別墅之類非必需的用途，但不能限制所有農地都不能改變用途。改變農地用途是否正當，需要一個清廉而公正的田土規劃機構把關審查，而不是一刀切。

土地承包權流轉是折衷的進步

關於土地權益的轉移，《決定》說：「依法保障農民對承包土地的佔有、使用、收益等權利。加強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和服務，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按照依法自願有償原則，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發展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等規模經營主體。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得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性質。」這是對土地私有權爭論的一種折衷。

在中國學術界，有關土地國有化或私有化爭論非常熱烈。許多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學者如劉軍寧、秦暉、茅于軾、胡星斗、張曙光等，都認為地權應該私有化。劉軍寧講得更徹底，他說：在土地私有制的國家裡，根本沒有三農問題（即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美國、日本莫不如此，即使日本土地資源這麼緊張，都沒有三農問題。三農問題是由土地公有製造成的。另有少數學者如溫鐵軍、李昌平等擔心土地私有化後，農民很快會將土地出售而失去土地。至於那些極左派的原教旨主義者，他們由於執著共產反私有的理念，反對土地私有化，這些反對，對胡錦濤是構成壓力的。

在社會層面，農民對土地私有化也有強烈要求。去年十二月，陝西、黑龍江、江蘇三省農民同時自動起來公開宣佈土地歸農民所有，就是一次重要的信號。農民們所持的理由是：(１) 中國改朝換代土地都是私有的，除了地主佔有之外，其餘的土地都屬於農民所有。 (２) 中共在執政之前和執政之初，都主張耕者有其田，事實上執政之初確曾實行過耕者有其田，只是好景不長，毛澤東心血來潮，匆匆間搞出個合作化和公社化，將土地從農民手裡奪走，變成國家所有，使農民淪為國家的僱農。

鄧小平在土地問題上的改革，是採納趙紫陽和萬里的意見，承認包產到戶，取消人民公社。起初給農民承包期十五年，九十年代初，十五年快就到期了，又於一九九三年確認第一輪十五年到期後再延長三十年。但無論怎樣延長，始終只是承包權，不是所有權。只要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的，便不可能有土地在法理上的自由轉讓。

近十多年來農村出現一些違逆土地不能轉讓的現象。有的農民去城市打工，便將土地轉包給別人，有些人想在農村開發新的農作物品種，需要田地，便向農民租借承包權，每畝年租五百元人民幣。這些轉包轉租其實都是非法的，但出於實際需要，也就自然存在了。

今天，中共在《決定》中允許承包權流轉，就是正式認可民間己流行的承包權轉包和轉租，並且在這個基礎上更進一步，允許轉讓，也即等於承包權可以出賣了。不過胡錦濤仍守住一個底線，就是說，即使承包權可以出賣，所有權仍是國家的，藉此封住極左派的反對之口。
就自由經濟的立場來說，允許承包權可以轉讓是一種進步，但我認為，承包權的轉讓與土地私有化之後的所有權轉讓，在價值和價格上仍有區別，前者的含金量必然低於後者。

徵地，要讓農民獨立維權

現在無論在城市或農村，逼遷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絕大部份的上訪，都與逼遷有關。這裡暫不論城市，單就農村逼遷加以討論。

最大的逼遷是長江三峽水庫，被逼遷者一百二十萬人，早年陝西三門峽水庫逼遷十萬人，這些大逼遷所遺留下來的問題，至今仍未解決。前幾年四川漢源的十萬人暴動，廣東汕尾的東洲血案，都是因逼遷而引起的。總之，在農村裡大大小小的逼遷不計其數。所有的逼遷都牽涉到遷徙者的補償和安置問題，不是當局補償不足，便是貪官嚴重侵吞補償款，逼得農民走投無路。胡錦濤政府對這麼一個十二萬分嚴重的問題，實在需要認真採取有效的辦法加以解決，否則空談和諧社會是無益的。

《決定》今天說：「改革徵地制度，嚴格界定公益性和經營性建設用地，逐步縮小徵地範圍，完善徵地補償機制。依法徵收農村集體土地，按照同地同價原則及時足額給農村集體組織和農民合理補償，解決被徵地農民就業、住房、社會保障。」

這些話都說得很好，問題是怎樣落實？這就牽涉到貪官腐敗的制度問題。目前中國的貪官，從中央到地方到鄉鎮村莊，層層都是，即使中央有合理的補償，到了地方，一級級雁過拔毛，輪到農民手裡，相差十萬八千里。所以合理的補償安置固然重要，更重的是直接監管；靠官監管官是無效的，必須發揮民間監督功能，首先要允許農民成立獨立農會，以集體力量維護他們自己的權益。同時要真正落實村民自治和基層民主選舉，允許村民有隨時撤換貪官的權利。其次是開放報禁，由輿論去監督社會的公平。沒有這些功能，《決定》中所講的「完善徵地補償機制」，都是空話。

希望中共往後的文件少講空話套話，切切實實拿出真能解決問題的辦法。讓土地承包權自由轉包轉租轉讓是好的，但必須讓農民自身有個集體的力量去保護自己，爭取公平的流轉和爭取徵地上的公平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