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作者從九十年代初開始，利用新華社記者身份到全國各地採訪的機會，調查掌握中國六十年代初大饑荒的最全面翔實資料，寫成這部可與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媲美的巨著。書中詳載各省饑荒的慘烈實況和剖析饑荒發生原因，有力駁斥官方謊言。披露大量內幕，例如饑荒死亡數字上報毛澤東和周恩來後，周下令立即銷毀文件。

新華社高級記者、學者楊繼繩所著《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在香港出版，引起了海內外讀者的極大關注。雖然中西方作者以前出版了多種有關大饑荒的書籍，但就資料的全面和翔實，內情披露的驚人，論證的理性和嚴密，以及結論的權威可信而言，這本書是前所未有的。

我認為，這是一部可以和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媲美的巨著。雖然，關於中國的古拉格，也有中國人作了深刻的揭露。如果說古拉格是斯大林時代的代名詞，那麼，餓死幾千萬人則是毛澤東時代的標誌。

我曾驚歎於索爾仁尼琴(又譯索忍尼辛)為記錄罪惡而收集證據的專注與堅韌，為中國歷次政治運動的受害者和倖存者未能專心致志還原歷史而歎息。而《墓碑》一書既體現了索爾仁尼琴式的良知、民族責任感和歷史洞察力，還在史料的彙集、分析和內情的披露方面大大超出《古拉格群島》，當然，可以說楊繼繩的身份和條件優於索爾仁尼琴，但一般的規律是，身份和條件越有利，包袱就越重，顧慮就越大。像楊繼繩這樣出身於體制內而為正義冒險犯難、孤注一擲，雖不是絕無僅有，也只有顧准、李慎之等少數前例。

《墓碑》的寫作動機之一是作者的骨肉親情。作者的父親，一位善良、正直的普通農民，於一九五九年在饑餓中悲慘死去，將近半個世紀之後，父親臨死時的慘狀，家鄉慘不忍賭的情況仍然歷歷在目，作者在本書前言中說，此書是為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也是為三千六百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

真實記載大饑荒全景圖

作者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利用自己的新華社記者身份和到全國各地採訪的機會，查閱有關資料，訪談當事人、同行和朋友的相助，使他有可能與掌握情況的前任官員面談，閱讀到嚴格保密的檔案材料，這一切使得《墓碑》一書全面、真實地記載了全國大饑荒的情況。
提到中國的大饑荒，人民首先想到的是河南和信陽。《墓碑》詳細記錄了以信陽地區為重點，下至縣、鄉、村，上致省委、中南局和中央的情況，比對、分析了各種資料和方法之後，得出結論說，河南餓死人至少為三百萬，信陽一個地區餓死人一百萬，佔該地區總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

甘肅總人口只有一千三百萬，全省餓死人數在一百萬以上。死人比例最高的在通渭縣，將近三分之一，百分之七十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絕 。當時被派遣去解決「通渭問題」的一個幹部回憶說，他們只看到炕上、路上、田間、地頭都躺著人，死人活人不分，活人沒有力氣或顧不上埋葬死人，他們不怕死人怕活人，因為活人想吃人。

四川歷來號稱「天府之國」，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但在大饑荒年間死人最多，達到一千萬至一千二百萬，之所以難於準確估計數字，是因為四川省委在當時就從政治上控制人口統計工作，命令上報死亡數字多的地區「重新調查」。四川是全國饑餓時間最長的省份，其最高領導人李井泉善於揣摩毛澤東的心意，對於極左躍進的做法堅持不降溫，並大量外調糧食，以證明政策正確，形勢大好，他以千萬人的生命為代價，晉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安徽鳳陽以農民逃荒要飯聞名，這個不到四十萬人的縣，三年大饑荒餓死九萬人，將近四分之一。饑荒的主要原因是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鳳陽縣委一九五八年上報指標八億斤，實收一億六千斤，國家強力徵購佔百分之四十三，造成農民缺糧斷炊，一九五九年產量為一億八千斤，上報為四億斤。安徽全省餓死的人在五百萬到六百萬之間，超過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在安徽毫縣，由於吃人肉的情況不斷發生，出現了人肉市場交易，農民擺攤設點或流動串鄉賣人肉。

在大饑荒年間，發生的許多事，今天看來匪夷所思，有些看起來是笑話，但著實令人辛酸。一九六○年春，甘肅定西地區農村斷糧，地委書記卻說：「寧餓死人，也不能向國家要糧食。」在搜刮糧食的過程中，通渭縣向公社下的命令是：「完不成糧食任務，提頭來見！」當時的口號是：「寧欠血債，不欠糧食。完成糧食任務就是血的鬥爭。」一九六○年冬，河北省委決定農民口糧為每天四兩（舊制，相當於現在的二兩半），省委負責人說：吃四兩的是馬列主義，超過四兩的是非馬列主義。隨後，省委提出「吃四兩，曬太陽」的口號。《墓碑》的作者說，人不能進行光合作用，曬太陽怎能頂得上吃糧食？

餓死人總數和大饑荒原因

三年大饑荒到底餓死了多少人？這是一個人們一直關心，引起激烈爭論和眾說紛紜的問題。
在《墓碑》之前，不斷有中外研究者綜合各種材料和資料，估算出餓死的總人數，大致說來，其數值在兩千萬到四千萬之間。而新老左派則挖空心思地攻擊這些資料，費盡心機而又拿不出根據地辯稱這些資料偏高，是對毛澤東本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醜化。他們的狡辯包含了一個殘忍的邏輯，似乎餓死的人如果低於某一個數字，就是正常的，就可以接受，就說明毛澤東沒有錯。其實，我們可以取最低數的十分之一，質問左派們：難道你們認為，餓死兩百萬人就是天經地義的？

楊繼繩在比較、分析了各種方法和資料之後的結論是：在大饑荒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三千六百萬，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數大約四千萬，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大約七千六百萬。我認為，這是一個比較科學、可信的數字。

為什麼會發生全國性的大饑荒，為什麼會餓死這麼多人？從《墓碑》中，我們可以看到以下這些原因。

由於大躍進的浮誇，全國各地都搞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一九五八年宣佈糧食總產量為七千五百億斤，以後統計的數字（還有虛誇）為四千億斤，實際產量基本與上年持平，但徵購數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其結果就是從農民的口糧中硬挖硬擠。

要完成高徵購指標，農民必須把口糧、飼料、種子搭進去，在完不成徵購任務時，上級部門認為農民在搞瞞產私分。各地普遍用對基層幹部撤職、開鬥爭會、毒打、勞教、逮捕等方式強迫交糧，被打傷、打死的幹部和農民不計其數。鬥爭會上有這樣的問答：「生產隊大躍進了沒有？」「大躍進了。」「人民公社優越不？」「優越。」「那你為什麼不拿糧食？」
還有這樣的口號：「誰藏一粒糧食，就等於私藏一粒子彈。」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發表文章證明，每畝產量可以達到三萬九千斤，這為反瞞產私分提供了「科學論證」。

根據毛澤東的喜好和宣導大辦公共食堂，是造成農民餓飯和死亡的重大原因。本書作者根據資料分析認為，如果沒有公共食堂，餓死的人數可能減少三分之一，在有些地方可能減少一半。大辦公共食堂的過程，就是前兩個月吃飯不要錢，大吃大喝，然後鬧饑荒的過程；就是強迫農民入伙，統一用糧，沒收鍋碗瓢盆，誰家冒炊煙抓誰，使農民家徒四壁、一無所有的過程。公共食堂的最大危害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落實到每一個人的肚皮」，幹部掌握了讓誰吃飯和不讓誰吃飯的權力，同時得到多吃多佔，搞特殊化的基地。

政府和幹部濫用權力使餓得快死的農民雪上加霜，他們派民兵圍、追、堵、截，設卡抓捕，不讓農民逃荒，斷了饑民的最後一條求生之路。

駁斥中共官方的狡辯和謊言

中共領導面對自己一手製造的大慘劇，編造出大饑荒是出於「三年自然災害」和「蘇聯修正主義逼債」的謊言，把罪責推給老天爺和蘇聯，長期以來，「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成了中國人回顧大饑荒年代的口頭禪。《墓碑》對此作了詳細的考證和有力的批駁。
作者引證權威的氣象資料和權威的氣象學家的觀點，說明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是正常年景。所謂正常年景是說，中國地域遼闊，每年發生天災在所難免，但這三年的自然災害並不比其他年份嚴重。作者還進一步指出，歷史資料表明，糧食產量和天災之間並不存在正比相關關係，｜一九五六、一九五七、一九六二、一九六三、一九七七、一九七八、一九七九、一九八○、一九八一、一九八二、一九八三這十一年的成災面積都超過一九五九年，但並沒有出現饑荒，而且其中有九個年頭糧食產量超過了上一年。

對蘇聯的指控是說他們撕毀協議、撤走專家，實行逼債。《墓碑》指出，蘇聯政府撕毀合同、撤走專家發生在一九六○年下半年，這時中國的大饑荒已經發生一年有餘，而且專家合同與科技合同與農業和糧食產量並無關係。至於逼債的說法，沒有任何文獻、資料能證明。恰恰相反，蘇聯在一九六一年三月提出，為了幫助中國解決饑荒問題，蘇方以貸款方式向中國提供一百萬噸小麥和五十萬噸蔗糖，而中國政府不要小麥，只接受蔗糖援助。中國對蘇聯的債務是提前償清的，但這並不是因為蘇聯逼債，而是毛澤東為了「爭一口氣」，主動提前還清。

書中引用中國外貿部長一九六一年的講話說：「由於我國最近兩年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一九六○年供應蘇聯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一九六一年許多商品不能出口或減少出口，給蘇聯造成了一定困難。但是，蘇聯同志對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諒解。蘇聯政府同意我們一九六○年貿易業務中的欠帳在今後五年內分期償還，並且不計利息。還提出不計利息現在借給中國五十萬噸糖，以後由中國以同等數量歸還。我們認為，這些對於我們克服暫時困難來說，是重大的幫助和支持。」

在大饑荒期間，中國政府以巨額資金和物資援助一些國家，其中許多國家的生活水準大大高於中國。在農民大量餓死的同時，大量糧食被用於出口，一九五九年與一九五七年相比糧食減產，但出口量增加一倍以上，創造糧食出口歷史最高記錄，這個數量夠二千四百五十萬人吃一年。

一九六○年，在大批農民餓死之際，當局不僅沒有考慮開倉放糧，反而刻意繼續增加國家糧食庫存，這一年餓死人最多，而國家尚有幾百億斤糧食庫存。

左派辯解說，大饑荒是因為下面的幹部亂來，中央和毛澤東並不知情。對此，本書有一條最重要的披露：一九六一年，糧食部和國家統計局負責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匯總後得知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周恩來閱後命令立即銷毀，不得外傳。事後周還追問是否銷毀了，在得到肯定答復後才放心。
當毛澤東得知信陽發生餓死人的嚴重事件時，他說事件的性質是階級敵人篡奪了領導權，是反革命復辟，對勞動人民實行瘋狂的階級報復，解決辦法是實行民主革命補課，這導致對基層幹部大規模的鬥爭、撤職、逮捕。

還有人辯解說，毛澤東在三年困難時期也和全國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本書引證官方出版物說明，毛的一份西餐菜譜記載了各式風味的魚蝦共有十七種。另一位知情人說，醫生鑒於豬肉膽固醇高，建議毛不吃豬肉改吃牛羊肉。在此期間，各地為毛和一些政治局常委修建的別墅、賓館豪華程度超過國賓館。

《墓碑》分析了大饑荒的制度背景，作者在全書始終把這種制度稱為「極權主義制度」，這說明作者的認識是到位的。

（徐友漁：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