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部成北京傳聲筒
德國九華裔人士

●編者按:中共統戰和情報系統利用西方社會的開放自由,以各種方式大量滲透媒體,已是公開的秘密。最近受到廣泛關注的張丹紅事件,是為一例。德國八位異議人士和作家聯名致函德國聯邦政府,就相關問題提出他們的看法和要求。是一份詳實的文件,特予全文轉載。

最近一年來,聯邦德國總理默克爾女士會見達賴喇嘛,以及北京奧運會,使得《德國之聲》中文部的問題終於引起德國社會的關注。


《德國之聲》中文部以張丹紅為代表的一些編輯們,通過《德國之聲》在歐洲和德國社會直接傳播中國政府的意識形態、反映中國政府的要求,引起德國媒體、政界,以及海外中文媒體的注意和廣泛的批評。事發之後,中共宣傳部及其喉舌新華社,從幕後跳到前台,用典型的冷戰時期的方法,攻擊德國社會、媒體和政治家對於《德國之聲》中文部及其副主任張丹紅的批評,說明了《德國之聲》中文部問題的嚴重性。


為此,我們這些因思想、信仰等原因流亡德國的中國知識份子,與久居德國的華裔個人和團體,願意借這個機會向德國議會、德國政府、德國媒體就我們多年來所了解的《德國之聲》中文部的問題,公開表明我們的看法,並且要求徹底改組《德國之聲》中文部。


為中共唱讚歌攻擊西方媒體


我們認為,《德國之聲》中文部由於中文播音的特殊性與主流社會隔離,在德國社會已經成為一個孤島。它的工作在相當程度上偏離了電台的宗旨──「推進人權民主,向世界傳播德國的形象」,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中國大陸聽眾認為,《德國之聲》中文部被中國大陸政府看作是最可靠的海外媒體。我們認為這個說法是準確的。它表現在:


1、中國的媒體都是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中國政府對於直播審查和控制極為嚴格。但是二○○七年春節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德國之聲》副主任張丹紅采訪現場直播,表明中國政府的意識形態部門在政治上高度信任她。


2、為西方媒體工作的新聞記者,在中國無論是工作,或者旅遊、探親,都會受到嚴密的監視,甚至阻礙。但是張丹紅等《德國之聲》的中國編輯們每次回中國受到高規格接待。


3、中國大陸聽眾,無論異議人士還是一般民眾,都認為《德國之聲》是和德國電視一台、二台、CNN、法國廣播電台中文部等中文廣播電台非常不一樣的電台,是中國政府的友好媒體。民眾很少從《德國之聲》聽到他們非常想瞭解的被中國政府封鎖的真相。
4、奧運會前,張丹紅在德國媒體上的言論,及《德國之聲》中文部的某些報導,與德國和歐洲社會對中國人權狀況、中國政府的新聞檢查的批評態度完全對立,站在中國政府的立場上,歌頌中國政府的人權成就,攻擊西方媒體、德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及總理默克爾。


5、海內外中國人權人士和一般聽眾都看到,《德國之聲》的中文播音的一些節目,特別是中文網頁,其政治傾向、風格、用語,非常類似中共官方宣傳喉舌《人民日報》海外版。其中網頁的一些重要的新聞,例如對達賴喇嘛訪德,斷章取義、混淆視聽,對西藏拉薩的報導,居然完全和中國政府媒體一樣。


● 前德國之聲中文部副主任張丹紅為中共當喉舌,竟說中共比世界上任何政治力量在實踐人權宣言的貢獻都要大,受到德國輿論的批評。


歧視迴避中國異議運動


二、張丹紅和《德國之聲》中文部的一些編輯,奧運會前如此維護中國共產黨政府,但是對於共產黨社會的公民運動,批評聲音和活動的報導卻非常消極。


1、對於共產黨中國社會的公民運動的動態的報導,和德國電視一台、二台等的迅速、尖銳的報導不同,《德國之聲》中文部幾乎與這類報導絕緣。德國有關中國國內,乃至海外異議人士、維權人士及不同信仰群體和個人的報導,總是首先來自德文的媒體記者。


2、根據我們大陸的親友和我們自己的瞭解,《德國之聲》中文部對於中共政府所不喜歡的新聞,例如與人權、民主、及與異議人士相關的事件,非常消極,能不報就不報,不得不報導的時候,就轉發其他媒體,並且在時間、程度、篇幅上都大打折扣。這一特點在它的網頁上最為突出。該網頁很少有國內和流亡海外的中國人權人士、公民活動家、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以及民運人士的文字和新聞。


3、如同冷戰時期的《自由歐洲電台》,現在《自由亞洲電台》《法廣》等中文部與中國國內以及海外的異議人士及團體聯系密切,經常報導他們的觀點和動向。但是《德國之聲》中文部的報導及他們和中國政府的良好關係與上述媒體形成鮮明強烈對比,幾乎所有《德國之聲》中文部的編輯們和異議人士很少接觸,在政治觀點上格格不入,對他們很少報導。


不如實報導德國政治形象


三、《德國之聲》中文部沒有正確地傳播德國的政治形象。對中國聽眾來說,現今的德國,和美國、英國及法國一樣,是民主社會的代表國家之一,尤其是柏林牆倒塌,兩德統一等事件,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但是《德國之聲》中文部並沒有給中國民眾正確地傳播德國的這個政治形象。


1、眾所周知,達賴喇嘛和德國各黨派的政治家都有著良好的關係,在德國民間有著廣泛的影響。中國政府對達賴喇嘛及其世界影響長期封鎖,中國社會非常缺乏這方面的資訊。《德國之聲》中文部除了對於這方面報導非常消極外,張丹紅們在奧運會前對默克爾總理的批評讓我們看到,她的批評和德國國內的不同意見不同,不是討論如何做更好,而是從根本上肯定中國政府,攻擊德國政府和民間對達賴喇嘛在原則和價值問題上的認同。他們的網頁報導甚至背離事實。


張丹紅和《德國之聲》中文部的某些編輯們對默克爾總理的敵視態度讓我們看到,在這個問題上,他們違背了《德國之聲》的宗旨,不可能正確傳播真正的德國的政治形象。


2、德國總統科勒爾、總理都沒有出席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奧運會前德國社會對於有關如何看待北京舉辦奧運會問題的討論也說明作為民主社會德國的基本立場,但是,《德國之聲》和網頁在這個問題上也沒有把這種有原則,有條件的支持,以及如何推動、支持專制國家民眾爭取人權、自由的討論反映出來。


3、柏林牆倒塌十九年來,二次大戰後六十年來德國在清理、研究、討論共產黨社會問題,極權主義專制問題上有著非常寶貴的歷史經驗,尤其是對於東德共產黨社會的研究,不斷有新的事件,檔案揭示。這些事情對國際社會的生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如電影《他人的生活》獲得奧斯卡獎。但是《德國之聲》中文部並沒有把德國對於共產黨社會的深刻、尖銳的歷史性的反應,及時、準確、大量地介紹給中文世界。


張振華回國後舉報告密


四、《德國之聲》中文部在人事問題上有嚴重的問題。


《德國之聲》中文部的政治傾向、意識形態和它的用人問題有著緊密的聯繫。為此我們要求德國議會和有關部門瞭解澄清有關《德國之聲》的人事問題。


1、我們聽說《德國之聲》中文部有編輯曾拒絕做任何異議人士、法輪功問題的報導採訪節目,我們請求《德國之聲》中文部回答,是否真有這種問題。這種事情如果確實發生在《德國之聲》中文部是不能讓人容忍的。


2、《德國之聲》電台是否知道作為他的編輯要注意到政治和利益上的迴避,那些個私人進出中國自由,成為共產黨政府官方部門座上客的現象,隨時可能影響到《德國之聲》的公正性。甚至影響到電台內部那些敢於和異議人士接觸的人和家屬的安全,影響到海內外與《德國之聲》有所接觸的異議人士的安全。


3、《德國之聲》一位重要編輯的父親張振華在中國駐波恩領事館文化處工作的時候,回國期間,把他在德國瞭解的情況,到外文局街道居委會舉報,說他的鄰居蔣笑釵的女兒黃思帆博士在德國是法輪功積極份子,要求採取措施嚴密監視蔣家。居委會接到這份舉報後,有人告訴了蔣笑釵,要她們家小心。蔣笑釵女士再三叮囑其女在德國的黃思帆博士,一定要小心注意那些與張振華有聯繫的人。蔣笑釵女士也是法輪功學員,○六年病重住院的時候,因為再次被人舉報而被抄家、逮捕,被判勞教三年,監外執行,十二月六日死在醫院。


我們聽說這位編輯對於任何有關法論功問題,以及異議人士的報導有明確的消極反應。現在她是《德國之聲》和中國聯繫的重要工作人員。我們認為,無論從保護她個人不受其父親告密揭發的安全角度,還是從她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對周圍人的安全看,《德國之聲》僱用任用這樣的人是非常不慎重的,根本沒有注意到各種負面影響,而加以必要的迴避。 


中文部必須人事改組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德國之聲》中文部要成為一個西方民主社會的正常的媒體,我們呼籲並且要求《德國之聲》中文部必須進行必要的結構和人事的改組。


1、張丹紅應該離開領導位置,重要關鍵部門的工作人員一定要審查他們的各種背景,一定要有必要的利益和人員的迴避。


2、鑒於中文部面對的是一個共產黨社會,因此《德國之聲》中文部應該也必須選用那些對於共產黨社會、共產黨問題有充分認識的專業人員,對前東歐、東德有經驗的人來承擔。而這方面的人在德國並不缺少。


3、對中文部工作人員招聘,要有標準。應該進行必要的意識形態,以及社會背景的審查。我們認為,對於那些曾經是中共黨員及幹部的人,如果無法證明他們已經和中共組織斷絕關係,《德國之聲》中文部應該避免使用。


4、中文部的新聞工作應該定期有審查鑒定。這可以聘請社會各界人士、人權團體,前東德公民活動家、中國的異議人士、抽查某一天,或者某一部分節目給予評述鑒定。


5、和共產黨社會的新聞交流,直接牽扯到意識形態問題、價值等民主社會的根本問題,必須清楚它和經濟交流有著根本的不同。為此,《德國之聲》中文部與中國官方的合作交流應該也必須在嚴格的監督控制下進行。否則就會損害德國的形象,德國政府的政策,乃至中國的異議人士的安全!

 

阿 海(自由作家,出版家)、
費良勇(民陣主席)、
高晴宏(全僑民主和平聯盟德國支盟理事長)、
還學文(自由作家)、
黃思帆(自由記者)、
彭小明(全德學聯主席)、
潘永忠(全球支援亞洲和中國民主化論壇秘書長)、
王容芬(自由作家)、
仲維光(自由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