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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審判和公開宣判
◎ 鮑 彤 ● 編者按：鮑彤是北京八九民運的重要人物，時任趙紫陽政治秘書。至今處於軟禁狀態。鮑彤去年九月四日接受香港電台採訪時，曾講述他對「八九風波」後兩次政治審判的回憶與思考。現發表訪談的主要內容，以紀念六四事件十九周年。
一、中共中央軍委沒有權力作出逮捕人的決定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和有關法律，我鮑彤沒有權力作出決定逮捕人，而公安局、法院有權力逮捕人；同樣地，按照中國的法律，中共中央軍委也沒有權力作出決定逮捕人。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決定把公民鮑彤逮捕送入監獄，請問：「難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監獄是私人監獄嗎？」因此，中央軍委主席決定逮捕一個公民入獄是非法的。軍委主席侵犯了檢察院的權力、侵犯了公安局的權力、侵犯了人民法院的權力，也侵犯了公民鮑彤的憲法賦予的權利，使國家機關的公權力沒有得到保證。 二、入獄一年後，才發出逮捕證 在我（鮑彤）入獄一年之後，有關部門才發出了對我的逮捕證，也就是這一年多的時間我是在沒有被逮捕的情況下在監獄裏度過的。這是在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制環境中，具有中國特色的公民權利，在我一年多的時間裏被完全剝奪了。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和國務院總理李鵬剝奪了我的公民權利！沒有任何法律文書，就把我逮捕了。在監獄裏待了一年多以後，才發出逮捕證。 三、張思之為鮑彤作無罪辯護，同領導對著幹 過了一年多監獄生活之後，突然宣佈要開庭審判，發出了開庭通知單。我的妻子、女兒問我是否可以找律師，想找張思之律師，但是當時沒找到。當時先找了北京大學法律系主任楊頓先，他接受委託，願意作我的辯護人。一周後又找到了張思之。因此，我有兩位律師為我辯護，楊頓先、張思之。後來，我上訴，又請這兩位律師繼續當辯護律師，張思之作為第一辯護律師，他始終為我辯護，我感謝他和楊律師。他們知道控訴我的原告，真正的後台聲勢顯赫。實際上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是原告，而張思之、楊頓先律師敢於為被告鮑彤作「無罪辯護」，我感謝有勇氣的、有正義感和職業責任感的兩位律師！他們很不簡單。在中國，很多職業，包括律師的職業充滿著危險。當然，如果只看領導臉色辦事，就沒有危險。而張、楊律師為鮑彤這樣的被告作法庭上的辯護律師進行無罪辯護，這是公開地同最高領導、同軍委主席、總書記、總理，同政治局對著幹。據說，當時檢察部門也沒有認定鮑彤有罪。 四、政治局違反黨章和憲法，決定鮑彤有罪 一九九一年四月中紀委一位局長、一位副局長等三人到秦城監獄向鮑彤宣佈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認定鮑彤嚴重違反了紀律，決定開除黨籍，撤銷所擔任的中共中央委員、中央常委秘書等黨內外一切職務。我向中央寫了申訴信，信中說，我在一九九一年四月聽到你們三月的決定，我認為中央政治局違反了黨章與憲法。因為當時的黨章規定，處分黨員時，應當在作出正式決定前，必須把將要作出的決定提交給本人。現在，中紀委在政治局作出決定的一個月之後才交給本人。因此，政治局、中紀委違反了黨章。根據憲法，中國的唯一有權審判的機構是法院，只有法院有權力決定一個公民的行為是否有罪，有權作出罪與非罪的決定。政治局對鮑彤作出有罪的決定，在檢察院還沒有提出檢察報告、法院沒有作出正式審判之前，政治局就作出有罪的決定，就是違法行為，侵犯了法院、檢察院的權力，政治局違反憲法了。我的申訴想必送達中共中央常委，但是都石沉大海，沒有任何下落。 中共中央、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最重視人民來信來訪，各級政府設置了專門的行政機構｜｜信訪辦，大概是世界各國少有的國家政府機構，國家專門養了一大批公務員處理人民來信、接待上訪人員，包括農民工、拆遷戶、被佔耕地的農民和歷次政治運動中受難者及近年來受到官僚權貴欺壓的受害者，我不知道，這些上訪人員的命運，是否比我的命運好一些？！從我的切身經歷中看，我們的國家是一個最不重視公民權利的國家，人的價值等於零。政府、法院、檢察院不可能幫助公民維護自己的權利，而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後，在當時的嚴峻環境中，竟然有兩位律師敢於接受鮑彤的委託，作無罪辯護，是很難得的。 為什麼會找張思之律師？因為中國人都很熟悉這兩位律師，都知道他們有正義感、有勇氣。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利，中國人一般是找最有權的人，把平反的希望寄託在鄧小平這樣的人的身上。而我是尋找最公道的人，根據常識會找張思之這樣的講公道的律師。我相信，中國的領導人、制度、法律不會幫助我，而律師會幫助我。 五、法庭有如沙漠空蕩蕩，秘密審判、公開宣判 我第一次接受法庭的審判，像是在一望無垠的荒涼沙漠之中，這個大沙漠是北京市人民法院的可以容納三、五百人的大禮堂。舞臺正面只有三個法官，整個禮堂台下的座位全部是空蕩蕩的，空無一人，下面只有被告鮑彤一個人，還有一位攝影師，記錄下整個審判過程。臺上正中間坐著三個人，是法官。旁邊是兩位檢察官，左邊坐著兩位律師，加上被告鮑彤，以及不知名的攝影師，一共九個人演一場戲。明明是秘密審判，最後卻又是公開宣判。從開始審判到宣判結束，一共延續了三個小時。所謂「公開宣判」者，秘密審判也。 在法官宣佈最後的判決書時，我的妻子蔣宗曹和女兒、兩歲多的小孫女及我的大姐、二姐五個人進入了大禮堂的法庭。當時兒子不在北京，沒有參加。他們看到佈告要公開宣判，就坐在門口等，忽然聽說可以進去，就進去了。此時，很快從法院的辦公樓上一、二、三樓上跑下來一大批工作人員，把空蕩蕩的大廳裝得滿滿的，充當這場戲的聽眾。群眾演員進入指定位置後，正式宣判，法官開始宣讀判決書。只有這三分鐘的宣判是公開的，有聽眾、觀眾的，而三小時的審判是秘密進行的，審判之前的所有程式也是秘密進行的。僅僅三分鐘，法官讀宣判書的三分鐘是公開的，透明度非常之高，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法制與人權。 我感到，在法庭宣判之前的整個審判過程中，被告鮑彤與兩位律師好像處在荒涼的沙漠之中。公訴人念稿子，法官問我有什麼意見，我提出我的意見，但是法官不理我，不作回答，不管我說什麼，都不予置理。他們是演既定劇本的戲，按既定的台詞和程式，按既定方針辦：照本宣讀。法官不斷地說：「請公訴人說」，不論律師如何抗議，法官還是說：「請公訴人說，繼續講」。我真覺得，我是在沙漠之中，沒有一個人的荒蕪人跡的空曠沙漠裏，沒有一個人聽見我的辯護詞和律師的抗議。法官有上邊寫好的劇本，照著本子上寫的台詞念。他們問「第一起訴人有什麼意見？」「被告有什麼意見？」「律師有什麼意見？」也讓這些人說，但是根本不聽，按照既定方針走過場，整整三個小時！我有充分權利講出我的意見來，但是法官、檢察官根本不解答，張律師作第二辯護，我作最後陳述時，法官不管我們說什麼，都是同樣的一句台詞：「現在進行下一項」、「現在進行下一項。」沒有辯論的「辯護」，簡直是「對牛彈琴」。實際上不是「對牛彈琴」，而是對沙漠空喊，沒有任何回音。這就是中國「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真實的現實。 六、我出庭的任務是駁倒國務院總理李鵬 對於應當維護公民權利的法庭，還值得信任嗎？我必須假定法庭是公正的，相信法庭，才想到要找律師辯護，自己抗辯。我在法庭上，面臨的重要任務是：駁倒國務院總理李鵬，駁倒國務院。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的報告講，鮑彤洩露了部分地區即將戒嚴的秘密。這是國務委員陳希同代表國務院作的正式報告。可是，過了一年半 以後，強加於鮑彤的罪名，不是洩露「戒嚴」的秘密，而是洩露了「趙紫陽即將辭職」的秘密。這兩個「秘密」的內容、主體與性質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正式宣判時採用的罪名是「趙紫陽即將辭職」的秘密，偷換了逮捕時的罪名：「洩露即將戒嚴」的秘密，也就是一年後法院的審判排除了一年前中央軍委主席提出的罪名。這個莫須有的、法律上站不住腳的罪名，一年後不得不悄悄地去掉了。為什麼國務委員陳希同代表國務院向人大常委會作的報告，認定鮑彤洩露了戒嚴的秘密？陳希同報告的證據是什麼？查了一年，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鮑彤向任何人洩露過即將戒嚴的秘密。不是這個罪名，就是那個罪名，是不是鮑彤洩露了「趙紫陽即將辭職」的秘密呢？沒有！趙紫陽根本沒有正式辭職，這不是事實的「秘密」，怎麼會成為定罪的依據？我鮑彤根本沒洩露過所謂「趙紫陽即將辭職」的秘密。趙紫陽的確說過要辭職的想法，趙紫陽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下午還委託我寫過辭職信。但是，趙紫陽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下午常委會上提出辭職的要求以後，鄧小平最後作出的指示是：「總書記還是你，趙紫陽！」後來，趙紫陽把剛送到秘書局的辭職信又收回來。因此，從整個發展過程看，從鄧小平五月十七日的最後決策：「總書記還是你，趙紫陽」的最高指示看，從趙紫陽最終全面考慮，包括接到楊尚昆勸告趙紫陽不要辭職的電話以後，決定收回了辭職信的客觀事實看，在逮捕鮑彤之前，趙紫陽在法律上、事實上、按照黨章規定和鄧小平指示看，他仍然是中共中央總書記，不存在「趙紫陽辭職」的客觀事實。因此，「鮑彤洩露趙紫陽辭職的秘密」，本身就是偽命題，是並不存在的事，怎麼還能稱為洩密？而且，又無任何證據證明我向任何人講過「趙紫陽辭職」．我是中共中央委員，我清楚中共黨內最有權力的人是鄧小平，地球都是圍著鄧小平的手指頭轉．鄧小平說了「趙紫陽還是總書記」，我鮑彤怎麼能說趙紫陽辭職下臺？如果一定要強加我一個莫須有的罪名，也只能是造謠罪（趙紫陽並未辭職，說趙紫陽辭職是造謠），而不是洩密罪（因為沒有這個「秘密」。事實上趙紫陽並沒有辭職，而且鄧小平當時決定趙紫陽仍然是總書記。） 對上述事實，從法律角度分析，如果第一罪名（洩露即將戒嚴的秘密）是事實，在正式宣判時，公訴人應起訴。而第二個罪名（洩露趙紫陽辭職）本身就是無中生有的造謠。小幹部的公訴人不敢提大領導確定的第一個罪名，因為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我瞭解和洩露了即將戒嚴的這個秘密，如果一定要定我洩密罪，就應該查清是誰告訴我這個秘密的。趙紫陽說「常委會討論的內容要保密，我不能說討論的內容。」趙紫陽沒有向我講常委會討論了戒嚴問題，我怎麼可能晚上洩密？李鵬總理讓國務委員陳希同代表國務院，也就是代表李鵬作的報告上，肯定鮑彤「洩露了即將戒嚴的秘密」，而正式審判時，公訴人、法官、檢察院、法院都不再提及這個虛擬的罪名。因此，我在法院審判中的最後陳述中，向法院、檢察院、法官、檢察官、公訴人表示感謝，因為他們不提鮑彤「洩露即將戒嚴的秘密」，他們證明瞭鮑彤沒犯罪，因為不可能證明鮑彤洩密。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證明趙紫陽辭職，鄧小平的話「總書記還是你，趙紫陽」，只能證明趙紫陽辭職的想法沒有被鄧小平批准，證明瞭趙紫陽事實上並未辭職，直至十三屆四中全會才被免去總書記的職務。我說：從這件事，以不成其理由的新的罪名起訴我，說明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國務院向人大作的有關「六四」的報告是假報告，其中捏造的「鮑彤洩露即將戒嚴的秘密」是假報告。因此，國務院犯了兩宗罪：一、陷害鮑彤公民罪；二、欺騙人大常委會罪。我向法官們說：「既然鮑彤不知道你們所說的黨的秘密，那麼就不可能說鮑彤犯了什麼洩密罪。你們不敢重複『國會縱火案』式的謊言，我很感謝你們！」當然，我的話沒有什麼用，法官們不作任何回答與解釋，只會照既定方針辦，又說：「下一步議程」，按原來預定的程式進行。我和兩位律師的辯護，張思之律師的有力答辯，沒有得到任何回應，這從不同角度反映出中國特色的以法辦事的真實狀況。? （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