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著名的《炎黃春秋》雜誌發了一組著名民主人士的筆談，討論如何將民主自由從雲端空降大地，言論直擊時弊，尤其強調中國開放言論自由條件已經成熟。

中共十七大後，借奧運東風，中共民主陣營的《炎黃春秋》頻放氣球，力挺民主，話是越說越厲害，調子越來越自由，劍鋒越來越清晰｜｜得搞民主。該刊二○○八年第五期發了一組著名「民主人士」筆談｜｜〈推進民主是第一要務〉，已是具體「開藥方」：如何將民主自由從雲端理論空降為地面佔領。

一組名士筆談，言論大「出格」

　　這組筆談有不少「出格」言論：「台灣早已取消了這種制度（指官方宣傳機構），而在中國大陸，這種官方宣傳領導機構的權力越來越大，問題也比較多......要求十三億公民只有一種聲音，不僅違反憲法，而且聽起來有點荒謬，實際上也辦不到......蘇聯東歐的解體明明主要是由於那些國家的人民對專制統治的反抗鬥爭的勝利，我們的宣傳報導不但不站在各國人民的立場表示歡迎，反而硬說是美國干涉的結果。」（彭迪）「表達權實現需要制度保障，要落實言論自由，落實表達權，不允許民間辦報辦刊不行。說是可以『依法』批評，這個『法』也掌握在領導者手裡......到目前為止，言論沒有放鬆的形勢，只是控制的手法變了。」（資中筠）「意識形態管理部門和中央各大媒體我認為是比較後進的。寬鬆一些、透明一些，操作起來並不困難，問題是要解放思想。思想實在換不了，那就建議該換換人了。」（杜導正）「自由是民主的前提，不能再讓實際上的專制和人治長期拖下去了......在堅持輿論一律、媒體不獨立、言論不自由、遇事發『通稿』的情況下，人民怎麼享受知情權？......限定許多重大問題只能說假話」（何方）「有的中共元老曾經強調說，我們的執政地位是我們流血犧牲換來的，這顯然是一種陳舊的血酬史觀......現在的政治體制改革是仍在螺絲殼裡做道場......歷史留給我國政改的時間，恐怕不會很多了。」（章立凡）

　　莫要說二十年前，就是二三年前，就憑這些直擊時弊的真話，就憑呼籲最最忌諱的「言論自由」，只消其中任何一句，最輕戴上「資產階級自由化」，讓你《炎黃春秋》關門打烊還是客氣的，就是把這些人一個不剩都抓起來，大概連你們自己都會覺得「勢所必至，理所當然」。難道社會主義的真民主不比資本主義的假民主更民主嗎？難道新中國的公民還沒有言論自由嗎？你們要的「言論自由」除了動搖無產階級專政，豈有他哉？這不是在惡攻光芒萬丈的社會主義制度麼？反動禍心，昭然若揭！

　　當然，星轉斗移，時代畢竟不同了，極左邏輯再也不那麼理直氣壯了，已失去不容置疑的神聖性，再也招呼不到聽眾了。那些為歷史證誤的左腔左調再也沒有後來人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前度劉郎今又來，最後還是曲終人出，公開索要合法權。一九八四年，胡喬木批判王若水「離開馬克思主義方向，誘發對社會主義的不信任」， 如今大陸不僅社會主義可以探討，馬克思主義能夠商榷，民主進程也在碎步前進，青山遮不住呵！

　　聽聽毛派的「二次文革論」多少有益：「不是文革錯了而是鄧小平把文革全盤否定了。他的繼承者搞的是一套修正主義貨色，而這正需要再發動文革以革除之。」 有著毛派的黑色映襯，《炎黃春秋》的光芒自然更強更亮，時代意義更強烈，歷史意義也更深遠。

藥方有底線，黨禁報禁難開放

　　在最最關鍵的「開藥方」上，筆談主要圍繞開放言禁與三權分立。「歷史經驗證明，只有權力才有力量真正制衡權力」（杜導正）；「我覺得唯一的就是放開輿論，讓健康的力量表達出來......如果不能夠及時放開輿論監督，下一步真的不知道會怎麼樣。」（資中筠）；「建立黨內制約機制實際上就是實行黨內的三權分立。」（杜光）而對與之相輔相連的開放言禁黨禁，該刊掌門人杜導正先生把守底線：「蔣經國先生選擇的突破口是開放黨禁，開放報禁。這在大陸不好學，不會學。」

　　杜先生的態度體現了黨內民主派對中共的深刻瞭解，深知飯得一口口吃，他們自覺為中共「接受度」著想，訴求起點很低，只要求一點點表達權，先邁出一小步。我十分欽佩杜先生，杜先生能夠將《炎黃春秋》這隻船撐航至今，已經名入青史；但從邏輯上從現實上，不得不與杜先生商榷一下：不開報禁如何開言禁？既開言禁又如何堅守黨禁？言禁一開，派別必生，派別既生，黨派形成。開言禁勢必跟著開黨禁，開黨禁也是開言禁的價值歸宿。獨開言禁，雖有「第一步」意義，囿於只能言不能行，終究無法制衡行政權。再則，一黨獨大也難以持久「開言禁」｜｜既然他有力量關閉言論，七千三百萬中共黨員，八個民主黨派只有七十一萬黨員，不足百分之一的力量對比，具有制衡力麼？

　　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治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最近列出中國民主公式：黨內民主＋人民民主＋憲政民主 。鄭說：「中國民主模式已經呼之欲出，躍然紙上。」有人認為鄭永年的三項式與中共十七大報告的「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頗有契合。（馮健）高放先生也認為「黨內民主、黨民主以及人民民主，這是目前切實可行的具體方案。」 從黨內民主著手，李澤厚先生早在一九九○年代就開出此方。十多年過去了，國家綜合基礎遠勝當年，應可一試矣。

讓人民說話：已是成熟的當務之急

　　胡錦濤先生近言「允許對重大問題發表不同意見」，既蒙鼓勵允許，斗膽發表一點個人意見。從現實形勢來看，利用經改大好形勢理直氣壯地從根子上拋棄左傾意識形態，徹底廢止「階級鬥爭論」，勇敢走出「去意識形態化」，確立民主自由等一系列現代普世價值，將「為人民服務」至少體現在允許人民說話上，不要再讓國人一說真話就肝兒顫，應該是不難完成的歷史任務。

　　戈爾巴喬夫在辭職演講中說：「我們終於如釋重負！」當左傾教條不再成為捆綁繩索，俄國經濟快速恢復，工資增率百分之十六，人均年收入九千美元。「紅旗落地」與人民生活品質相比，還有什麼重量！就算「休克療法」有一時之痛，那也是退一步為了進兩步，是改革必須忍受的陣痛，在為此前的共運謬誤支付欠帳，豈能證明計劃經濟、公有制的合理性？

　　偷偷摸摸搞不成民主，真正「偉光正」的千秋功業為什麼不正式打出旗號？為什麼還要打左燈向右行？從五四的激憤革命到今天的沉穩改革，國人（尤其知識份子）迭經歷史洗禮，已真正具備歷史理性。他們訴求的言論自由已不是五四的「先破後立」，不是不顧一切的青年革命，而是一批中老年高知高幹權衡再三的成熟方案。這是一批功成名就的社會精英，毋須通過革命改變人生命運。民主自由也不是未經實踐證明的新型學說，而是得到三百多年歷史的反復檢驗，為社會前進所必需，並有一整套反復校正修補的成熟制度。

　　當然，言論放閘也許會有一點最初的波動，不過中共有走群眾路線的優良傳統，凡是符合人心之事，阻力就不會太大，「反動派」翻不了天、掀不了船。如繼續箝制言論，不僅無法開啟民主之門，國民素質仍會因箝而陷，仍然只能出奴才無法出人才。同時，不容不同聲音，也就失去來自不同角度的智慧，不僅對中國不利，也對中共不利（如果她真正想「為人民服務」）。但願這次中共能順勢而為，駕船過灘，讓歷史與國人真正感謝你一回。

（二○○八年五月三─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