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本文分析胡趙時期之及的中共三屆權力集團的自私平庸與保守，指出紅朝已處於滿清末年的腦死亡狀態，除了自殺別無他途。

● 副總理王岐山（左），做官後變得冷酷。和香港特首曾蔭權。

從二○○七年秋的中共十七大到二零零八年春的兩會，中共新一代的人事佈局基本完成，團派與太子黨這兩大派系之間，既合作又競爭、共同分享中樞權力的格局也初步形成。然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依然是死水一潭，連絲毫的微瀾都沒有；報禁和黨禁並無任何解凍的跡象，即便是黨內民主化的嘗試也裹足不前；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方面，一年多以來，喧囂一時的國務院「大部制」改革，居然以僅僅減少一個部委而草草告終，淪為中外輿論的笑柄。

共產黨類似清未民間的腦死亡

　　正如民間評論家溫克堅所指出的那樣，中共已經呈現出一種奇特的「腦死亡」態勢。這種「腦死亡」，與統治末期的滿清政權極為相似：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慘敗。洋務運動原來是一隻中看不中用的紙老虎，舊有的統治秩序頓時解紐，兩千年穩固的儒家意識形態亦走到了崩潰的邊緣。但是，滿清統治者不願意出讓既得利益，拼命抵制民間的變革訴求戊戌變法。一九○○年，庚子事變之後，頑固派不得不停止科舉、實施新政，但其「家天下」的統治模式凝固不變，皇室將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君主立憲──變成了一場「皇帝的新衣」般的鬧劇。最後，這個政權終於招致天怒人怨，武昌首義牽一髮而動全身，徹底顛覆了滿清長達兩個半世紀的統治。

　　今天，中共選擇「腦死亡」，選擇以自欺而不能欺人的鴕鳥政策來應對政治改革的呼聲，根本原因在於：他們不是不知道政治改革是一劑良藥、是惟一的生路，他們不是不知道若不改革未來的下場會有多麼悲慘；但是，中共仍然堅持以「腦死亡」的狀態，漠視甚至敵視來自海內外和體制內外所有的建議，乃是因為它已淪為一個赤裸裸的既得利益集團，將捍衛既得利益當作至高無上的目標，不願出讓一部分既得利益以換取黨自身的脫胎換骨。在此意義上，終結當年滿清統治的正是滿清皇室，終結今日共產黨統治的也正將是共產黨──除了自殺之外，沒有任何一種方式能夠讓他們死亡得如此之快。

　　二○○八年初，國內許多媒體紛紛發表文章以紀念所謂的「改革開放三十年」。其實，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偽命題」。早在一九八九年「六．四」的槍聲響起之際，中共的「自改革」便已宣告結束，中共黨內的改革派便已徹底出局。此後的二十年，中國只有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化過程，而完全沒有政治上的民主化過程。如果說一九八九年之前的十年，黨內確實存在著一個力量強大到足以同左派抗衡的「改革派」勢力，先後擔任黨的總書記的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人便是「改革派」的領軍人物，他們也確實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設想和計畫──如提倡黨政分開、黨企分開、起草新聞法等等；那麼，在一九八九年之後，黨內的「當權派」，基本上是一群商賈式的實用主義者，江澤民怎麼看都是一個愛出風頭的上海小開，胡錦濤怎麼看都是一個謹慎有餘的徽商。這群實用主義者，真正實踐了「不管白貓黑貓，只要捉到耗子就是好貓」的「鄧小平理論」，他們對意識形態的爭論不感興趣，只對維持權力和瓜分國家財富有興趣。與之相比，鐵杆的老左派們如日暮西山、後繼無人；而八十年代的改革派，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都遭到了全面清洗，不再掌握實權，也無從發揮其影響力。中共之所以仍然顯得強大，黨員人數也迅速增長，是因為它乃是一個龐大的分贓集團──既然不能改變它，不妨也加入它，以便也能夠分得一杯羹，這就是如今相當多的中國人的想法。

習李接班是胡溫登基前的翻版

　　可以說，從江澤民到胡錦濤，從朱鎔基到溫家寶，都不是改革派。他們既無改革之心，也乏改革之力。由江澤民和胡錦濤共同挑選的接班人習近平和李克強，同樣也不是改革派。國內外許多人士，在「胡溫新政」的企盼破滅之後，重新燃起對習、李二人的空頭幻想。他們將習、李二人看作改革派，主要根據在於：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是黨內的開明派元老，八十年代是胡耀邦的重要支持者並反對「六．四」屠殺。於是，出於「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善意考量，人們給習近平也戴上了一頂改革派的高帽子。而李克強畢業於有著悠久的自由民主傳統的北京大學，七十年代末還曾經與胡平、王軍濤等人一起參與學生競選，此段經歷似乎會在其心靈深處打下烙印。於是，人們幻想李克強也許更能支持「民主是個好東西」的觀點。

　　然而，空中的想像畢竟不是地上的事實。習、李二人的為官之道，低調而平庸，在擔任地方大員期間，他們從未實施過類似於「政治特區」的實驗，比之清末的地方大員李鴻章、張之洞等人還不如。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擔任封疆大吏期間，這些地方的人權狀況並未有些許的改善，這些地區因言獲罪案件的數量在全國名列前茅；而李克強在河南、遼寧等地任地方大吏期間，各種重大事故接二連三，愛滋病氾濫，失業工人無以糊口......在這些事關民生大計的領域，李也並無多大作為。在成為正副王儲之後，習李二人更是如履薄冰，活脫脫的是登基前的胡溫的翻版。

　　中共已無改革派，不僅中央是如此，地方也是如此。比如，新一任的「南天王」汪洋，剛剛高調宣揚「解放思想」，便又成了縮頭烏龜，宣稱絕對不搞「政治特區」。這幾年來，省市一級的政壇上確實出現過一些富於爭議的人物，比如呂日周、比如仇和。呂日周在擔任山西長治市委書記期間，頗有一些出格的言論和作為，他曾經下令當地的黨報必須在頭條發表批評政府部門的文章。後來，呂因為觸動官場的潛規則，被明升暗降為山西省政協副主席。仇和要幸運一些，他在江蘇宿遷任市委書記期間，以反對吃喝浪費出名。升任雲南昆明市委書記之後，他又在大會上就地免除打瞌睡的官員的官職，並下令《昆明日報》公佈各部門負責人的電話，讓老百姓可以給高高在上的官員們打電話。呂、仇的這些舉措，類似於明代的海瑞，他們是能吏，甚至是酷吏，但卻並非改革派。他們無力改變整個政治架構，便以驚世駭俗的方式來博取名聲。呂日周以地方第一把的權威來宣導新聞自由，其實這種新聞自由乃是權力所恩賜的偽自由。首先，報紙可以批評其他官員，卻不能批評呂本人；其次，呂一調走，報紙又恢復了「歌德」的原貌。而仇和在宿遷地區嚴令查禁大吃大喝之風，居然成立道德糾察隊，干涉百姓私家的紅白喜喪筵席。雖然此舉「政治正確」，但在本質上卻是公權力對民權的粗暴干涉。從後果上而言，被道德激情所支配的能吏、酷吏，對民間的傷害有可能大於貪官。

王歧山對老師輩包遵信很泠酷

　　比呂、仇更高明的「實幹家」，乃是新任政治局委員、主管金融的副總理王歧山。王歧山在新一屆的政治局委員當中，似乎名望最高。那麼，他是不是一名改革派呢？近期，以「憲政學者」自居的陳永苗在《環球財經》發表了一篇題為〈王岐山的學者生涯〉的文章，大肆渲染王作為「學者」和「知識份子」的一面，認為王是知青一代，且經歷了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洗禮，必然是一名堅定的改革派。這篇文章甚至將王描述成深味民間疾苦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未來好總理。

　　王歧山在青年時代短期進入過近代歷史研究領域，但很快便轉而投身政壇。憑著作為左派元老姚依林的女婿的身份，他迅速飛黃騰達。陳永苗讚美說：「對王岐山自己，知識份子這個角色應該沒有失蹤。」他的根據之一便是，在八十年代，王歧山是《走向未來叢書》的編委之一，「在八十年代就開始活躍的那批社會精英中，在中國大陸至今還非常活躍在最前線的，政界是王岐山，學界中就是秦曉鷹。」他還引用《讀書》前主編沈昌文在《一九八零年代是一個幸運時代》中提到的一個細節：《走向未來叢書》的第一筆錢來自王岐山，他支持了五千元。

　　以上提及的確實是王歧山的一段真實的歷史。但是，此一時，彼一時也，當年作為《走向未來叢書》編委的王歧山，與今日作為副總理的王歧山之間，早已判若兩人。以昔日之王，衡量今日之王，只能得出刻舟求劍式的結果，或者乾脆就是諂媚者個人的一廂情願。王歧山自從二○○三年在薩斯危機中臨危受命，擔任京兆尹之後，歷時將近五年之久。就在王歧山所統治的北京城裡，有一位當年他的老師輩的人物，一直處於「三無人員」的狀態，他就是包遵信先生。包先生是《走向未來叢書》的主編，是知識界的風雲人物。那個時候，王歧山只是包先生手下的一個小廝而已。「六．四」槍響，包先生成為階下囚，經歷了五年的牢獄之災，從此成為沒有工作、沒有收入、沒有醫療保險的「三無人員」。

　　王歧山不可能對包遵信先生的處境一無所知，而以北京市市長之尊，對包先生作適當的照顧可以說易如反掌，比如解決包先生的醫藥費用等等。包先生生前動手術的費用，是朋友們湊的；包先生晚年享受了最後幾個月的新居，是女兒為之購置的。二○○七年冬，包先生病逝之後，若干前去參加其追悼會的人士被北京國安綁架，小型的追思會也遭到粗暴的破壞。王歧山作為北京市的第二號人物，完全有能力制止此種褻瀆死者的可恥行徑。然而，他不僅沒有為昔日的師長送一個花圈，甚至還讓這一切都施施然地發生了。從王歧山對包先生的冷酷無情上，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唯利是圖之輩：八十年代之所以參與《走向未來叢書》、為改革開放搖旗吶喊，因為當時這是時代的主潮，從胡耀邦到趙紫陽兩屆總書記都以改革為號召，上行下效，只有以改革的弄潮兒自居，才能在仕途上節節高升。而九十年代之後，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成為禁區，王歧山自然不再扮演改革者的角色。由此可見，陳永苗對王歧山的讚美，純粹是非理性的捧臭腳。陳永苗將鐵腕官僚王歧山看作是「知識份子」，他的這一立場本身就不是知識份子式的。從中亦可以看出，中國真正的「知識份子」何其之少，某些以「知識份子」和「民間學者」自居的人物，其實永遠都對中共充滿了幻想，永遠都抱著成為王室一方之主或幕僚的期待，永遠都在作「環中南海」的向心運動。

　　在我看來，呂日周與仇和不是改革派，王歧山不是改革派，習近平與李克強也不是改革派。病入膏肓的中共內部，早已沒有了改革派的身影。已經沒有人能夠阻止這個碩大的恐龍的自殺了。

二○○八年四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