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民運評論家曹長青、陳破空批評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文章，貶低了大陸知識群體的整體價值，忽視了國內和海外差別很大的社會條件。

● 1月9日《南方周末》在北京舉行「致敬2007」盛典，向中國各領域有創造力的文化菁英致敬，許多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與會，其中包括沈昌文、江平、張思之、章詒和、賀衛方、朱學勤、榮念曾、陳丹青等。

海外民運人士對大陸知識份子向持失望抨擊之態，如我的老同學曹長青先生、新獲萬人傑獎的陳破空先生，就一再批評大陸知識份子不爭氣、軟骨頭，認為大陸民主進程之所以如此緩慢，都得怪大陸知識份子不抗爭不奮起，因此中國只配受專制奴役云云。

憋了幾年終於起身回應

　　本人早早聽到此類酷評，閱聞之下，不免心起漣漪，憋了幾年，終於起身想與曹陳二先生商榷商榷。首先，我不會簡單地責罵你們在海外「站著說話不腰疼」，我要與你們商榷的是：你們這種批評的準確性與邏輯後果。

　　你們將祖國的民主化寄望於知識份子，殷殷切切於知識精英，自然令大陸知識份子深感榮幸，壓力有增。但當大陸知識份子讀到曹長青的「在絕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還認同共產黨的『中國國情特殊論』而否認中國可以馬上走上民主道路的時候，在絕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還視領土的價值高於民主自由的價值的時候，在絕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還寧可讓獨裁的中國吞併民主的台灣的時候，中國也只配繼續被共產專制奴役。」（《開放雜誌》二○○四年七月號）讀到陳破空的〈中國知識精英的墮落〉（《開放雜誌》二○○七年八月號）、「中國知識份子幾乎失去了批評精神」、「中國精英階層的整體墮落是中共統治得以維持的重要原因」；老實說，我們的感覺十分不佳。原來在海外民運評家眼中，我們只是一塊破抹布嘛！而且是一塊替中共擦桌子的破抹布！果真如此麼？

　　曹陳二先生使用歸謬法，將一些低級謬論拋擲給大陸知識份子，然後衝上來理直氣壯大批判一陣。然而，憑甚麼說這些是絕大多數大陸知識份子的立場與觀點？

　　當然，大陸知識份子不能像海外那樣自由放聲，這確是不得不認同的「基本國情」。但不讓說不等於不想說。大陸知識份子沒有「聲音」，乃是他們沒地方去發不同聲音，或曰他們必須在一定的「紀律性」下發言。將客觀制約判為主觀懦弱，公平嗎？更何況，將知識份子都批完了，知識精英整體墮落了，那麼中國的民主進程還能依靠誰來推進？我認為，這種苛評，根源於對大陸知識份子整體作用的評估以及對如何實現民主的路徑選擇的歧異。

對知識份子整體價值的否定

　　以本人陋見，正是五四以來對知識份子整體價值的否定，才最終釀成反右──文革對知識份子的整體顛覆，同時一併顛覆了知識份子所持守捍衛的社會理性與價值天平。其邏輯歸宿必然是「重起爐灶」的徹底革命──老一代人不行了，所謂的傳統經驗都是糟粕狗屎，只能指望重塑「一代新人」。這股否定一切的極左思潮乃是中共革命一直走向文革浩劫的文化基座，其偏其誤已為歷史痛苦證明。曹陳二先生對大陸知識份子的整體否定，和二十世紀的這股思潮是不是不約而同？

　　大陸知識份子的社會價值，可看事實。沒有知識份子的參與，中國經濟總量（ＧＮＰ）能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內遞增六十倍？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四十一倍？即便我們不以經濟成長為標準，就是政治方面，大陸的民主訴求還是漸漸在響起來。遠的不說，中共民主派刊物《炎黃春秋》二○○八年一月編輯部篇首語：

　　馬克思主義不是尋求駕馭資本的制度，而且是尋求消滅資本的制度，而資本在地球上至少在很長時間內是不應當也不可能消滅的。

　　該刊社長杜導正先生（前國家新聞出版署長，八十四歲）最近回答採訪記者也說：「中國要想繼續前進，經濟體制改革看來問題不大，但要緊的是民主政治體制建設。這一塊上不去，很多問題都解決不了。大踏步改革危險性很大，那麼小步前進嘛，一步一步來 ...... 民主是世界潮流，它洶湧澎湃，浩浩蕩蕩。」

　　中共黨內專家最近也認為，十七大回答了「河」（摸著石頭過河）的對岸是政治改革，具體路徑是通過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十七大後，上海作協章程總則第二條去掉了原來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 」，改為「鄧三科」，多少表現出脫離原有意識形態的「新動向」。這些一點點民主門縫的推開，沒有大陸知識精英的參與，是可能的嗎？

尊重不同環境下的不同角色

　　誠然，國內這點民主浪花，在海外民運激進派看來，只是「小兒科」「毛毛雨」，與他們的期望值相距甚遠。他們籲求徹底政改的願望雖好，但現實條件如此嚴峻，大陸知識份子在有限的空間下，默默耕耘，從點點滴滴的細微之處從事民主化的基礎工作，盡力拓展自由空間，努力爭取多元氛圍，以量變為質變做準備，為民主鋪路，為自由夯基，這是值得尊重值得同情的。每個人處在不同的環境，只能扮演不同的角色。真正墮落的只是少數人。

　　民主是個好東西，但民主也是個高級貨，弱民歪制能夠運行高級精密的民主嗎？文革過後，一片瓦礫，清除左論、經濟轉制、法治建設、教育改革、公民意識、參政覺悟 ...... 哪一件哪一項不需要知識份子的具體投入？哪一門哪一環不是民主的必修課？中國知識份子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相對最大值，爭取以最小代價推動民主車輪，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吧？指為「只配」與「墮落」，實在不近情理。

　　更何況生活在大陸的，體制外有劉曉波、高瑜、余杰、丁子霖等，體制內也有李銳、李普、宗鳳鳴、杜導正、謝韜、茅于軾、賀衛方、楊繼繩、袁偉時、李大同、蔣彥永 ...... 這些人不僅沒有墮落，還表現了非凡的勇氣。不知名的正直的抗拒墮落的知識份子，我相信更多。

　　就是對中共，我也不贊成搞「兩個凡是」──凡是中共擁護的就必須反對，凡是中共反對的就必須擁護。理性的態度應該是：既要指出中共的體制缺陷，也要肯定他們每一寸的努力與前進，推動他們進行政改。眾所周知，能爭取執政者的合作，改革的成本最小，引起的社會震盪度最低，可以防止以暴易暴。

　　民主乃是一項社會化大工程，戊戌以來，我們在爭取民主自由的道路上走了大彎路，能否從百年歷史中汲取足夠理性，濾去急憤激進，化勢不兩立的對抗為求同存異的合作，是「民主課題」的最大挑戰。

　　希望海外民運評家能夠檢視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求同存異，不要劍走偏鋒，自孤於中國士林。你們在外面奔走呼號很辛苦，但我們在裡面的耕耘也很重要，請不要如此輕貶我們。再說了，畢竟你們是「外因」，外因終究要靠我們內因起作用。如果你們認為我們都不行，那麼我們也可以輕輕回敬一句：「你們武藝高強，不妨進來試試？」

　　（裴毅然：上海財經大學教授）

二○○七年一月五日──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