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二月號發表對大陸作家張滬描寫改造妓女的作品《雞窩》的評介。遇羅錦是勞改營的知情人，對該書的真實性有不同看法。

從《開放》上得知張滬新書《雞窩》的簡介──將女教養所的三組，全定為「雞」時，筆者暗笑 ──不用說，那章力一定是自由了，張滬一定深感自己受到威脅了。

章力，是「張」？還是「莉」？我始終不知。因為，一不許互問案情；二不許私人交談；三不許交朋友；四不許串號。「號」，即大半間土炕上，睡二至四人的土坯小屋。

一九六八年初，我從北京良鄉被押解到河北茶淀「清河農場」，那年二十一歲。

大院裡共四組：一、二組是從天堂河、團河來的年輕「小流氓」；四組是「反動」；三組是大雜燴｜｜ 「坑矇拐騙」、「詐騙錢財」、「倒買倒賣」、「裡通外國」、「亂搞男女關係」等等，遠非張滬所說的個個是「雞」。四九年以後，共產黨會允許誰成為「雞」？可不是今天「雞遍野」，風流作家（也有叢維熙）情人遍野的中國「盛世」呵！

一九五○、五二、五三的「鎮反肅反中」第一清除的就是「雞」，然後才是「歷史反革命」。若按張滬的說法，三組全是「雞」，即從解放前未被清除掉的，則她門必都是四十幾歲、六十幾歲的人了。然而這一組有大半才三十出頭或不到三十歲。怎麼才幾歲就去當「雞」而又未被多次運動清除掉？所謂「作風不正」、「亂搞男女關係」，也不過因有個年輕的情人或與有婦之夫相好被抓住，便可勞教三年。若按此標準，今天的中國，豈不是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女人全是「雞」？那包二、三、四奶又養上百個情婦的巿長大人及風流作家們，又該算甚麼？至於「詐騙錢財」，又算得了什麼！

張滬和章力在勞改隊的關係

　　《雞》書我沒看，也不想看。只因《開放》簡介中提到──「外語學院畢業的竟也是雞」，才立即想到章力，才知張滬為何寫此書。

　　她是所裡唯一一位「外語學院畢業的高才生」，約不足三十歲。只因一心想去外國生活，便構成罪狀。她給我的印象極佳，雖然我們從未講過半句話、從未點過一下頭。她獨來獨往、不與任何人講話、極有修養又沉穩的樣子。

　　我們四組是「思想反動組」。一入所，才知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們，在這兒竟然是第十二個年頭了！入所的第二天，在勞動間休息去廁所時，一組的一人，便讓她的「哥們兒」把門放哨，讓我和她假裝蹲著，迫不及待地給我上﹁第一堂課﹂：「千萬別理張滬！甚麼可也別跟她說！她是個臭狗屎！大叛徒！」

　　原來，這二張由於文化水平相當、性格相投，章力一進所，張滬便像久旱逢甘雨般地遇到了知己。二人白天無法湊近，工餘便在大院裡的隱蔽之處｜｜牆角、房後嘰嘰喳喳。然而沒幾回，積極分子們立即匯報給隊長。隊長一一分審｜｜到底都說了甚麼？章力一句不交代，立即被關「禁閉」｜｜那能折磨死人的地方。一、二組講義氣的「小流氓」有偷著給她送窩頭的，才沒死掉。而張滬一經隊長問，立即嚇軟，不但速速交代，還要立功贖罪。

　　於是，全所開「全體大會」，並有上級幹部參加，以示嚴重性。

　　她的說話：「你交代她也罷了，沒見她那個陰損的！」把章力往死路上推！隊長喝令：「把章力帶上來！」二人押著章力，戴著銬子，人直打晃兒。問她交不交代，硬是一聲不吭。那叫硬氣！隊長又喝令：「張滬發言！」，瞧她那德性──鐵青的小白臉兒，戴個黃邊破眼鏡兒，手拿講稿──厚厚一疊紙，真是又嚮又亮又狠：「章力！過去，我叫你放心！現在，我叫你更放心！我要向政府，交代檢舉你的一切反動言行！」她奶奶的！有的沒的，一講二鐘頭！ 把章力往死路上推呀！！章力的三年期成了無限期！恨得我們牙癢癢！！

　　天，我偏偏就和這全所有名的大叛徒，僅僅我和她，大土炕上一東一西地住了大半年。我哪敢和她多講半句話？

　　每周一天休息，我蹲在門口吹口琴。吹高爾基《童年》電影的序曲──「那幻想中的城」，張滬尤其愛聽，她哼哼著全部歌詞。因我也太愛這支歌。她說吹得她哭了，我一回頭，才發現她在撥淚水。嚇得我趕緊吹些別的歡樂些的兒歌，可她還想聽。我心想：你好匯報我給教養所「製造悲傷氣氛」？偏不再吹。我真怕小口琴被沒收了呢！

　　凡到期「解教」的，一律不許回城，必須在農場就業。故她這「叛徒」之名，傳遍十幾萬人知的「清河農場」是相當容易的事。有時和「就業人員」在一起勞動，傳過來叢維熙在男隊裡也是揭發別人頂口有名的，想以此立功、「提前解教」呢。

　　三組有個老劉玲，兩次入所。今天她已九十幾歲，人還健、腦還靈，不愁吃喝，天天打麻將為樂。我不相信她也是「雞」。所有的人喜歡她，甚至隊長。她最年長，性格開朗、助人為樂、談吐幽默、極講義氣。

平反後在文學界和張滬的交往

　　一九七八至七九年，我和張滬都在北京，申請等著平反。好在我有個第二任丈夫養著，劉玲幫我畫些花卉絹片掙些外快。張滬與叢維熙都無工作又無收入，閑住父母家中。張滬找到我，她告訴我，她父母二人都有工資，卻要她每月必須交飯費，要她去掙出來。未平反的人，文章也不會登的，上哪兒去掙？又一時回不了報社。我讓她去找劉玲。劉玲說：「我不喜歡張滬這個人。」她是一個從不講別人壞話的人，能說出這九個字來，已極屬稀罕。但她仍去幫她，讓她去她未過門的「女婿」那裡，領絹片，向我學習畫國畫。丈夫白天上整天班，我就在家教張滬白描與色彩渲染。我在美校學過四年，自然是個好老師。張滬也聰明，一經指點，沒練多久就會了。她責備我說：「為甚麼我父母是右派的事都不對她講？」我心想：「敢嗎？」一領到活，她便與我再無聯繫了。

　　一九七九年我寫《冬天的童話》直到八○年發表之後她才知道。有一次在北京作協開會，由於我與她很久未見了，自然高興地與她打招呼（那時，她和叢都回了報社，叢立即發表了吹捧文學《大牆下的白玉蘭》；張也發些小文吹捧巿長及其他政界要人），出手意外，她竟裝不認識我！我以為她沒聽見，直走到她眼前招呼她，她那冰冷、尖酸的尷尬相，讓我不知所以。不久文學界就有人到處放暗箭，說《冬》不真實，但哪裡不真實？轉告、傳說的文學朋友們又說不出來。我才恍梧：定是在《冬》裡，寫到女隊長們忽然搜查全所的個人私物時，搜出了張滬縫在大厚褸子裡的幾本「情調灰色的日記」？而「久經考驗」的她，寫得定不會出格，否則不會又還給她；正如搜走了我的小畫和教文也還給了我一樣。我奇怪，難道她害怕的就是這個？這可又算甚麼呢？而我以己之心，萬度不到更壞的一層上去。

　　又由於《春天的童話》和全國對我離婚案的討論，我更得罪了新聞界的要人，「墮落女人」、「人見人怕」、「見誰寫誰」之種種惡名，將我這只「雞」變得不同於別的「雞」，更上一層樓。我身心傷痕纍纍，只有逃出中國。

　　一出國又成了「叛國」，罪加一等。張滬、叢維熙等人發文章在國內外大罵我，將我變成十惡不赦的「雞」。我才明白，他夫婦二人過去放的暗箭，是因我的《冬》比他的馬屁文學《白玉蘭》（又給自己製造出甚麼劃時代之稱的「大牆文學」！）更加真實和生動、受的歡迎遠勝過他，大足的忌妒；外加教養所內的「叛徒」之名和學小畫掙錢的事怕人知道，則不惜將我打入地獄。

張滬等人怎樣在中國直上青雲

　　當日本東京「現代文學研究所」出版了《遇羅錦》為書名的一本厚書時，當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了我在中國四十年生活之總結《愛的呼喚》時，沒多久兩家出版人就告訴我：他們遭到王蒙為首的中宣部和文聯的嚴重抗議，叢維熙、張滬自然積極助戰，他們說我：「她從不是一位作家」、「不過是個道德敗壞的新聞人物」。自然，是十足的「破鞋」和「雞」了。以至他們不得不停止出版，甚至向中宣部和文聯道歉；可見「五毒右派」們有多猖狂。直至今日，我都再懶得找新的出版社去出版《愛的呼喚》。

　　如果我不是遇羅克的妹妹而是他的弟弟，則中國人最愛的「雞」，就難於加在我的頭上；同樣，如果我兩個弟弟是兩個妹妹，她們也會同樣分擔「雞」的美名。不幸我做為家中唯一的女孩，要永遠地背負沉重無比的「雞」的十字架。以至我怕見中國人、怕與中國人在一起生活。我從德國那裡，才看不到他們眼中「雞」的閃失、感受不到「雞」在支配他們的思維。

　　我從此看出中國人的沒救、整個民族的沒救。何況對某些人來說，「遇羅克」永遠是他們的心頭之恨，便也借「雞」之名，讓他和他一家人的光輝，借此暗淡。

　　按西方法律，張滬完全可以為《雞窩》啷噹入獄，以及它的出版人。但在那根本沒有玉蘭樹、只有五毒俱全的監獄裡，變聰明了的張滬、叢維熙、王蒙之流，深深看透，只有假、只有壞，在中國才能直上青雲。他們知道三組的人發不出聲音，他們也知道自由了的章力告不倒他們。她（他）們只想置章力於死地！

　　高風定的「右派四類」，其實還有最重要的兩類：尚不夠搶斃資格的「混蛋右派」和槍斃了也不多的「五毒右派」。

二○○七年八月一日 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