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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夾邊溝亡魂立碑
◎趙 旭 ● 編者按：甘肅作家趙旭的家族有十多人是右派份子，其叔祖父劃右派後遣送夾邊溝勞改農場而慘死。一九八五年趙旭開始調查這個在大饑餓中死了二千四百右派份子的勞改農場，於二○○一年出版了他的寫實文學作品《風雪夾邊溝》。
說起反右，我是從稍明事理時就知道右派分子的。因為，我南京金陵大學畢業的工程師父親是右派分子，我甘肅中山大學校長的留美博士外公是右派分子，還有我的尕爺、大姨夫等等都是右派分子，僅我們親戚夥裡就有十多個右派分子，再加上我的小學語文老師和中學裡的老師，與我成長有關的右派分子就有二十多個。所以，我從小就由右派分子領我學詩，給我講題，教我做人。於是，我小小的心靈裡經常徘徊一個問題，報紙上、廣播裡天天批得這些張牙舞爪的右派階級敵人，怎麼都是些正直、善良，那麼有知識，那麼好的人呢？後來到了文化大革命，我這個右派狗崽子從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裡，才知道原來我的血液裡流著右派分子的血，我的感情裡打著右派分子深深的階級烙印。可是，我的生命是右派分子給的，我的知識是右派分子啟蒙的，就連我到了農村讀的馬列的書也是我的右派分子的外公專門從書店買來寄給我的。 大學畢業後調查夾邊溝勞改農場 帶著一系列的疑問，看著一個個右派分子親人和恩師們佝僂的身影，望著他們掏大糞掃大街拉土磚後被人打、遭人欺、還要被人信口雌黃的污衊，我的心裡常常流著血，我想右派分子到底犯了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滔天罪行？要受到如此殘酷的折磨和迫害。一九八五年，我大學畢業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調查瞭解甘肅酒泉夾邊溝勞教農場的神秘，因為，我爺爺的親弟弟，也就是我甘肅省永登縣中學教務主任的尕爺趙廷祺就被那裡的饑餓、嚴寒和強體力勞動奪去了性命。我採訪時，雖然人們噤若寒蟬還不敢提夾邊溝三個字，可那時夾邊溝倖存者還是比較多的。我首先從親戚朋友處瞭解，我瞭解了與尕爺一同從甘肅省永登縣到夾邊溝的倖存者，瞭解了西北民族大學的和鳳鳴教授，瞭解了我三姨的同學西北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系主任水天長老師。然後，我瞭解的範圍逐漸擴大，我與一個個從死屍堆裡爬出來的人交談，我從當年編造犯人病死的醫生處瞭解，我與當年夾邊溝勞教農場的管教和領導接觸，我查閱當年有關的檔案和材料。 通過瞭解，我發現關在夾邊溝的右派分子裡有留學國外的專家學者陳世偉、章仲子、王惕夫等，有教授、工程師、書畫家、作家、新聞工作者、戲劇導演、大夫等等，有傅作義的弟弟傅作恭，有參加過長征的幹部關敬文，也有各種技術工人和中小學教師。他們中有母子、兄弟、姐妹、夫妻，主要從甘肅各個地區、各個單位走到了那裡。這些人中大多數都是有知識、有學養的人，而且為人正派，都是當時由於說了實話而被押送到那裏去的。 我瞭解了一個從夾邊溝出來的女右派敏惠平，她因為母親有病回了一趟家，去後家裡連個鍋都沒有，都被上交到大隊大煉了鋼鐵，她母親不忍心她這麼遠來家連個飯都吃不上，就從大隊借了一碗麵給她用鐵鍬烙了個餅子。那時候農村裡餓死人，誰都不敢說的，報紙、廣播天天喊著形勢大好，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好。可是，她回到單位後卻悄悄給一個好朋友說了此事，沒想到這個好朋友向黨組織揭發了她，於是，她這個大姑娘就被補挖了出來，成了右派分子，而且被押送到了夾邊溝進行勞動教養改造。 在走訪中這樣的事情舉不勝舉，它與從小割我心靈的歌曲「右派，右派，是個老妖怪」形成了鮮明的反差。於是，我想到了原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曾經說過的一句話，「中國的知識份子有兩個字可以概括，一是懶，平時不肯作自我檢查，還常常翹尾巴。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為了不起。」但我不明白，就是這些又懶又賤的右派分子被送到寧夏沙坡頭去改造，在身受精神和肉體的摧殘時還奔波在荒丘沙灘探索如何治沙防沙；就是這些又懶又賤的右派分子身處逆境飽受折磨時仍然想著農民的疾苦和國家的命運。 三千人只有六百餘人倖存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共和國的歷史證明右派分子當年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反右運動是完全錯誤的。獨立思考知識份子的集體失音，使社會沒有了摩擦和阻力，反右運動的直接後果是虛報浮誇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大饑荒的痛苦，反右運動的間接後果是造反有理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而至今仍然有一些人說右派分子要求民主自由的話題是反對共產黨，可我們知道當年的右派分子要求民主自由，那是他們從蔣介石高喊「黨國的利益高於一切」，而使無數共產黨員人頭落地的真實中總結得出的血的教訓。雖然，我由於父親的株連也歷經磨難，但父母親真摯的愛情和高尚的品質時時感染著我。在那些年月裡，父親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在農村被監督勞動改造，母親則乞討要飯與他相伴；而今，母親得了腦血栓臥病在床，父親則守著她相敬如賓。我從心底裡開始為有這樣正直、無私、把工作、家庭和事業看成生命的父親、母親和外公而感到驕傲，因為，他們沒有明哲保身、違心地說一些假話，他們用自己的行動和生命證明了他們的心永遠向著祖國和人民，他們的身上顯現的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可貴的精神。 後來我逐漸得知，夾邊溝勞教農場關押的大多是反右運動的成果，其中有右派分子八百八十七人，反革命分子八百九十八人，壞分子四百三十八人（反右運動中從工人中揪出的右派給戴壞分子的帽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六十八人，貪污、違法亂紀分子七十八人，還有些與領導頂嘴不聽話被捆綁來而沒有檔案的，也有在大學裏被拔了白旗的大學生（有個蘭州大學的學生，拔了白旗 一九九零年九月送去時英俊瀟灑，沒想到在明水灘一個月就被饑餓、寒冷、繁重的體力勞動奪去了生命）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領導幹部，這裡有共產黨員也有各民主黨派的人士，總計送去三千人左右，活著出來了的只有六百多人。 死人就像秋天落葉一層又一層 我瞭解這些倖存者時，有些倖存者抓住我的手抱頭大哭，有些全身顫抖著無法說出話來，我望著那一張張歷經滄桑的臉，多少次我不願再去揭他們心靈的瘡疤。他們告訴我，他們那時生吞蜥蜴，剝樹皮，吃黃老鼠，爭著搶驢皮回去煮著吃，他們還給我吞吞吐吐地說了吃死人的情景。有一個在夾邊溝和明水灘一直埋死人的王俊峰，原是甘肅省商業廳商業幹部學校教專業課的一個教員，他告訴我，他最多的一天和別人埋了六十四個人。他說，「死人就像秋天落下的樹葉一樣，掃掉一層，另一層又嘩嘩落了下來」。 聽到這裡我止不住眼淚流了下來，這些國家的棟樑他們到底幹了什麼？卻要背井離鄉受這麼大的冤屈。說回來不就是為了回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戴帽子」的號召下，被一再鼓動才幫助共產黨整風而獲罪的嗎？經過瘋狂浩劫的巴金曾經說過：「 ...... 只有在被剝奪了人權在『牛棚』裡住了十年之後，我才想起自己是一個『人』，我才明白我應當像人一樣用自己的腦子思考。真正用自己的腦子去想任何大小事情，一切事物、一切人在我眼前都改換了面貌，我有一種大夢初醒的感覺。 ...... 我就有責任揭穿那一場驚心動魄的大騙局，不讓子孫後代再遭災受難。」 夾邊溝勞改農場遣址被毀掉 後來我才知道，夾邊溝的右派命運不過是全國右派命運的一個縮影。在那戴著泰山一般沉重帽子的歲月裡，右派分子們在家中和親戚夥裡要被當時政策所逼的親人們劃清界限，在外面除過繁重的體力勞動還要被人隨意打罵批鬥。二十多年來全國不知有多少右派分子沒有了愛情、毀掉了青春，不知有多少右派分子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不知有多少右派分子身陷囹圄、被槍斃殺害。鄧小平經過三落三起後告誡全國人民：「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任務，並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實的改革，否則，國家和人民還要遭受損失。」 反右運動已經整整過去了五十年，文革時和蘇聯關係緊張，駐紮在夾邊溝的坦克團，為了開闢道路從夾邊溝毛家山挖出的右派分子的屍骨和明水灘撒滿亂墳崗的人頭骨骼已被牛羊吃盡（我當年去時那些頭骨還被放羊娃壘成一個小塔），明水灘右派們曾經住過的洞穴也被遷移到這裡的人們陸續填埋，當年黃沙彌漫的夾邊溝也已變成了夾邊溝旅遊度假村。 時間過得真快呀！當年二十歲的年輕右派分子也已經白髮蒼蒼到了古稀之年，他們一生屈辱、貧病交加，像牲口一樣地活著，但在今天他們終於挺直了腰板，要求還他們一個清白，徹底否定反右運動，補發他們應有的工資，賠償他們的損失。而且要求國家推行憲政，不要讓憲法成為一紙空文「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還給每一個中國公民。我知道這是千千萬萬個右派分子共同的心願，因為，半個世紀以來他們的命運和共和國的命運是緊緊連在一起的，他們在人生最後的日子裏只想讓歷史還他們一個公道。我想這樣的日子不會很遠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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