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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些小右派
◎巫一毛 ● 編按：巫一毛呱呱墜地時父親已當右派送北大荒勞改，她遭到十分殘酷的迫害。估計在中國這樣天生的小右派至少一百五十萬人，他們何辜？又該向誰討還公道？巫一毛有自傳詳述其痛苦經歷，洛陽紙貴，廣受歡迎。
今年，是反右運動五十周年。這個月初，我重訪了我出生的北京海淀醫院，在「娘家」過了四十九歲生日 。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以他特有的權術，導演了反右這出悲劇，由此帶來中共執政後的第一次全國性「萬馬齊喑」的政治局面。 遲到了五十年的吶喊 文革結束後，中共官方為他們公開承認的五十五萬右派進行了平反。根據丁抒所著《陽謀》（第十七頁），全國實際上有「約一百五十萬人」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至家破人亡，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知識份子。」 由於反右運動前台打手鄧小平是最高決策者，當局仍然堅持反右運動是正確的，錯誤僅僅是擴大化。為此官方還特意保留了五名右派沒有平反。這是多麼荒謬的獨裁邏輯：五十五萬人與五人，居然就能得到既平反又堅持定論的效果！ 最近，一批老右派站出來，發出吶喊要求中共當局公開承認反右運動是完全錯誤的，並對當年的受害者給予道歉與賠償。讓我想起父母親和我自己。一九五七年，雖然還未出生，我仍然成為反右運動的受害者之一。可以說，我是在媽媽肚子裏當上小右派的。 我的自傳《暴風雨中一羽毛｜｜動亂中失去的童年》，詳細講述了我在反右、大躍進、文革、上山下鄉等政治運動中僥倖生存成長的慘痛經歷，余英時教授稱「真實而生動地重現毛時代史無前例的荒誕與殘暴，為中國近代史作出獨特的見證」。這本書的英文、中文、德文版已經出版，法文和丹麥文版即將問世，得到主流媒體多方好評並榮獲加州圖書館協會二○○六年最佳作品獎。 父親巫寧坤報效祖國卻打成右派 反右運動開始時，父母親正在為中共政權的第一批「將軍大使」開辦培訓班，周恩來親自批准建校的中共中央調查部幹部學校，為培養外交人員的高等學府工作。 一九五一年，父親巫寧坤放棄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的博士學位，應燕京大學聘請，回國任西語系副教授。當時，爺爺奶奶都過世了，伯父在台灣，姑媽在香港，他在國內並沒有什麼個人牽掛。他回國完全是為了愛國，可是等著他的，是當右派，多年無妄的牢獄之災，監外的無期徒刑，並且始終累及妻兒。 當年他的同學和朋友李政道勸他不要回國，他不聽，結果一九五七年，父親戴上「極右分子」的帽子，李政道榮獲諾貝爾獎桂冠。 父親的極右言論和定罪依據包括： １、肅反運動肆無忌憚的違犯民權，明目張膽的官方私刑。肅反運動無非是壓制思想和言論自由，而它所仿效的斯大林式清黨運動已經被赫魯曉夫揭發譴責了。 ２、防民之口勝於防川，防知識份子之口勝於防洪。在我們幾億人口中，知識份子少得可憐，十分寶貴，應當鼓勵他們作為民族的良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不應當讓他們繼續當封建王朝那種卑躬屈膝的士大夫。一個人民的政府，一個掌握真理的政黨，給予知識份子言論自由，不會失去任何東西，而從無數開放的頭腦卻可獲得無價的集體智慧的無價之寶。 ３、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強調政治標準第一，那是由於戰爭年代宣傳工作的需要，現在是否可以按照「百花齊放」的精神加以補充。 ４、羅斯福總統四大自由（注：言論表達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虞匱乏自由、免受恐懼自由）是全世界的獨立宣言。人不僅是生而平等的，而且是生來有言論自由的。不自由，毋寧死！ 重讀父親被定為極右分子的「反動言論」，作為女兒，仍然為他驕傲自豪。父親對人權和言論自由的強調，使他無愧於極少數的先知先覺。 哭著出世時父親已遣送北大荒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號我哭著出世時，父親已經在七個星期前被開除公職，發配北大荒勞改。等在海淀醫院產床邊的，不是父親的雙臂，而是那頂緊箍咒般一生也摘不掉的小右派帽子。母親因為拒絕和父親劃清界限，幾乎失去工作、行乞街頭。幾個月後，母親在漫天大雪中抱著繈褓中的我，牽著三歲的哥哥，踏上長達二十一年流放安徽的坎坷路。 一百五十萬右派中，除了在校學生，大多數是為人父母的人。這一百五十萬人中，即使按平均每人只有一個孩子計算，全國也有一百五十萬個和我同命運的小右派。 我們的父母親受迫害，我們跟著倒楣。他們是冤枉的，是專制制度、政治運動的受害者，替罪羊。但他們或多或少說了點什麼，做了點什麼，可能某些話冒犯了官方定調，也可能是得罪了某位領導同事，甚至僅僅是某個親朋好友鄰居告密揭發，就被定為政治賤民。而我們這些根本不懂事的孩子，什麼也沒說、沒做，什麼人也沒得罪，卻受到和他們類似的身體靈迫害，種種凌辱和磨難給我留下終身難愈的創傷。我們在上學、就業、提職、分房、找對象等各方面，都受到不可思議的歧視，被貶低為社會渣滓。 孩子的身心是脆弱的，即使在祥和清明的境域也需要倍加關愛呵護。而我們這些小右派，剛剛出生就要承受成人世界的殘忍，遠未成熟就必須面對連大人們都難以承受的血雨腥風。如果說，一個不尊重人權的社會是野蠻的，一個不保護孩子的社會就是加倍地野蠻，那麼，一個非但不保護孩子、反而還迫害孩子的社會，只能用人間地獄來形容。 我和弟弟遭受的非人苦難 畢竟父親當右派是他選擇愛國的結果。可我對我的小右派身份做了什麼選擇，有什麼選擇呢？沒有！一百五十萬小右派，我們別無選擇地出生，又別無選擇地變成小右派，僅僅因為作出選擇的父母。我們看著父母受難，和他們一起承擔苦難，忍受非人的折磨。我們用清純無暇、惶恐不解的眼光看紛亂的世界，靠生存的本能在社會底層含屈忍辱咬牙活著。 幼稚園阿姨是成年人，她們的職責是照顧好孩子們。文革初期，這些阿姨卻歧視和虐待帶有政治賤民標記的孩子。她們每天把三歲的弟弟往牆角的小馬桶一放了事，不許別的孩子和小右派玩。從此，弟弟變得沉默寡言。 幾年後，一位經常來家裡做客的醫生問，「巫老師，我問一個問題，希望你不在意。因為我是醫生，或許我能幫上忙。」 「沒關係，有什麼問題就問。周醫生，怎麼突然這麼客氣？」父親說。 「我想知道，」周醫生還是吞吞吐吐地問，「你的小兒子，嗯，是先天還是後天的啞巴？先天的很難治，後天的我可能有辦法。」 在政治歧視的環境下，我們從小就學會了沉默盲從說謊，不再用自己的大腦思考問題，不再用自己的嘴巴說真話。因為我們看到，如果不當一個專制政府的馴服工具，如果不「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我們的下場將與我們的父母一樣。反右運動不僅讓一代知識份子成為後天的啞巴，也讓他們的下一代成了先天的啞巴。 九歲時，目睹父親在台上掛大牌子挨鬥，我在台下簌簌發抖。一個多年經常來我們家，父母親的同事朋友張定鑫看見了。他拉住我的手，小聲說，「毛毛，這裡不好玩，跟我來。」 他把我帶到他的住處，給我糖吃，跟我玩「爭上游」撲克牌遊戲，然後強姦了我。被強姦的，不僅是我嬌弱的身體，更是我稚嫩的心靈。失去的，不光是我的童貞，更是我的童年。而那一百五十萬小右派，又何嘗不曾被強大的專制制度凌辱。 在學校裡，我背誦革命詩句，「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叫著： 爬出來吧，給你自由！人的身軀怎能從狗的洞子裡爬出！ 」 每天上學放學，我不能和別的小學同學一樣，從學校大門進出。如果紅小兵發現我，他們輕則辱罵嘲諷吐唾沫，重則拳打腳踢揪頭髮。我只能從學校圍牆上挖一個狗洞進出，還給它取了一個美麗浪漫的名字：月亮門。 一個小女孩、小右派，做人的尊嚴被剝奪，只剩下做狗的求生本能。與此同時，而父母親都被關進了牛棚，成了比狗還不如的牛鬼蛇神。 我十歲時，爸爸還關在牛棚，媽媽帶著哥哥弟弟下放到農村。我在百里之外的一個房間裡自己過活。不知道多少天，我躺在草蓆上，高燒昏迷。等到我被偶然發現，已經病危。因為父母不在，別人冒充我的父母才能送進醫院。 醫生說，「沒救，通知家屬辦後事。」 我獨自面對死亡，平靜安詳地告訴自己，「你要死了，你已經嘗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鹹，沒有什麼可遺憾的，死就死吧。」這種本應是飽經滄桑後才能說出的話，該是出自十歲孩子的口嗎？ 甚麼樣的祖國，甚麼樣的社會 中共維持其獨裁統治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通過獨佔話語權來偽造歷史，通過強制灌輸來製造遺忘，製造為我所用的歷史和民族記憶的空白，使那些死於暴政的生命永遠消失在黑洞中，也使中國人無法積累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歷史原地踏步，惡性循環。再過五十年，別說當年的右派，就是小右派們也都將作古。如果倖存的右派、小右派再不出來為歷史存證，歷史的悲劇就完全可能重演。 退一萬步說，即使共產黨道歉賠償了，對那些風燭殘年的不足百分之一的倖存者，對那幾十萬、上百萬逝去的冤魂，有什麼意義？對那些失去的歲月、破碎的家庭有何補？ 和其他右派家庭相比，我們家還算幸運的，我和家人都活到了今天，都在享有四大自由的國土上安居樂業。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回顧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就像當初我寫自傳，不是為了要活在過去，而是為了讓那些沒有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人們瞭解真實的歷史，為了汲取教訓、爭取民主自由的未來。 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人民都喜歡把祖國比作父親或母親。但甚麼樣的祖國，甚麼樣的社會，甚麼樣的政府，甚麼樣的政黨，能夠允許一百五十萬親生兒女無辜的靈魂長期受難，而且五十年過去了，依然不敢面對歷史，毫無認罪懺悔之意？ 我們這些小右派，向誰去討公道、要賠償？誰來為我們平反，向我們道歉？我們失去的童年、青少年、乃至生命，誰能夠償還，用什麼償還？誰能撫平我們心靈上永遠滴血的創傷？ 六月二十二日加州家中（此文為發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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