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明的傳奇人生
◎ 蔡詠梅

● 編者按:被中共指控為「六四黑手」的政治異議者陳子明接受本刊訪問,對他在六四中真實的角色作出澄清,並回顧了他近十八年來判刑、坐牢、被軟禁、監控的生活。


● 陳子明和妻子王之虹,在香港海旁享受一個難得的周日休閒。(蔡詠梅)


● 陳子明在香港尖東海旁。(本刊記者)

 

四月初春,清明剛過,「陳子明、任畹町獲准來香港」上了多家香港報紙的版面。九七之後中港交通往來日趨頻繁,香港鬧市街頭大陸客熙來攘往已是平常事。但陳子明和任畹町不是普通人,而是曾活躍於民主牆運動的民運老幹將,陳子明還是被中共官方欽定為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的「幕後黑手」。現在中共當局批准這兩個麻煩製造者前來造訪香港,不免引起猜測中共對異議人士的政策是否有所變化。此外港人也很好奇,久違了的兩位人權鬥士別來無恙?


陳子明是應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邀請,偕妻王之虹十一日抵港作兩個星期的學術研究,為他準備撰寫的中國民運史香港一章搜集資料,兼會晤朋友和各界人士,其間在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各作了一場演講。


民運「三朝元老」
陳子明在毛澤東死後三十年的中國政治異議運動歷史中,是一位相當富傳奇色彩的人物,尤其是在前十五年,在中國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他基本上是無役不興,因此有民運「三朝元老」之稱。


陳子明的第一次政治亮相是文革後期的一九七六年反四人幫的「四五」天安門運動,時年二十四歲的陳子明成為廣場領袖,作為示威群眾代表與當局交涉。事後運動被鎮壓,當局在全國通緝幾個「小平頭」。奇怪的是在專制鐵網密不透風的毛時代,陳子明這位「小平頭」竟渺無蹤跡,成為當局抓捕的四五反革命的漏網之魚。直到毛澤東死亡,四人幫被逮捕才知道,原來陳子明上廣場前已因批評四人幫被打成反革命,他就讀的北京化工學院正擬遣送他去京郊勞改。在要送未送之際,「小平頭」在天安門廣場上大鬧了一場,然後才去勞改農場報到服刑,因而躲過四五鎮壓之劫。


文革結束,陳子明成為反四人幫英雄,又參加西單牆民主牆運動,任民刊《北京之春》編輯,旋即又發起和參加北京高校競選運動,當選海淀區人大代表。


在胡趙掌權的八十年代,頂著四五英雄的光環,陳子明和他志同道合的事業夥伴王軍濤本來在體制內是大有發展空間。但陳子明和王軍濤卻拒絕官場的誘惑,辭去鐵飯碗,走進民間,去踐行他們推動中國公民社會的理想。他們的最大成就是創辦了八十年代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民間科學研究機構「北京社會經濟研究所」。這實際上是一個大型的文化綜合實業集團,旗下有中國規模最大的兩所民辦大學││中國行政函授大學,北京財貿金融學院 (一屆招生就有二十三萬人報名。)一份報紙《經濟學周報》,及人才評價考試中心,中國民意調查中心、圖書出版發行公司、旅遊紀念品公司等等。


社經所財雄影響大,與活躍於各界的有志知識份子關係密切,定期舉辦各種文化學術研討活動,談時論政,扮演著陳子明稱為「民間思想庫」的角色。這時的陳子明是成功的民營企業家,又是社會活動家,在當局眼中則是危險的「職業革命家」。六四鎮壓將這個迄今絕無僅有的大型民間思想庫化為烏有,而陳子明和王軍濤則被中共指控為八九民運幕後黑手判刑十三年,為八九民運人士中判刑最重者,而且是唯一判陰謀顛覆政府、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四人之一。其他三人為王軍濤、劉剛、陳小平,都與社經所有工作關係。


是否八九民運幕後策劃人?
自此以後近二十年的時間,這位在八十年代叱吒風雲的社會活動家幾乎被完全消音了。
陳子明夫婦抵達香港的次日,在朋友的陪同下到開放雜誌社與我和金鐘見面,在陳子明夫婦離港前日我又與兩人作了一次長談。陳子明真如他的許多朋友所說「其貌不揚」,平凡憨厚的外表平實、沉穩的談吐與他傳奇的經歷形成強烈反差。妻子王之虹則予人精明爽朗的感覺,是一個非常能幹的女子。這對年過半百的患難夫婦非常恩愛,四目相對,仍會流露出少年戀人那樣的深情愛意。


陳子明和他的社經所在八九學運中扮演的角色是很多人關注的。他是否真是八九民運的幕後策劃者?「我不是黑手。」陳子明很肯定地回答。妻子王之虹說,像六四這樣的大規模政治反對運動,當局一定要找出黑手才能作出交代。而陳子明和王軍濤恰好符合當局的黑手條件:民運三朝元老,又擁有一個在野的關注社會變革,充當民間思想庫,影響很大的大型綜合企業集團。陳子明說,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抵達北京之前一日的五月十四日學生拒絕撤離廣場,這時他已預見當局事後會鎮壓,而他這樣的人一定會被打成「黑手」。


陳子明自八十年代初以來一直是當局監控的人物。他說,早在一九八八年已傳出話說當局想抓他。一九八七年北京市委派了一個很大的審計隊伍到社經所駐紮了半年,要查他的經濟問題,只要稍有差池就會把他抓進監獄,但結果甚麼也未查出。


六四後中共除全國通緝二十一名學生領袖及方勵之夫婦,還通緝了七名知識份子:嚴家祺、包遵信、陳一諮、萬潤南、蘇曉康、王軍濤、陳子明。陳子明解釋說,在他和王軍濤被審判定為黑手時,嚴家祺、陳一諮、萬潤南、蘇曉康已逃亡海外,而包遵信沒有歷史舊帳,所以他和王軍濤就只有當黑手了。「如果嚴家祺在國內,也肯定是黑手。」


陳子明指出,中共定他黑手之罪,但官方媒體乃至判決書也從未能提供任何證據坐實他的罪名。首先是陳希同的動亂報告,報告其中列舉四月十九日的《世界經濟導報》悼念胡耀邦座談會不少人講話,其中只提到陳子明名字,因為陳子明對胡耀邦有褒有貶,而且不主張學生上廣場,不合導報胃口,因此未予引用。陳子明在會上說,胡耀邦一九八零年初有個講話,稱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發生過「三次學生反黨運動」:一九五七年鳴放,文化大革命紅衛兵運動和一九八零年的高校人大代表競選運動。當時胡講話已送到印刷廠,準備形諸於文件。團派的主要幹部反對,向胡遊說,胡耀邦從善如流,即從印刷機上把文件撤了回來。陳子明在講話中讚揚胡耀邦勇於糾正錯誤。當年參與北京高校競選的學生多數受到清算,而陳子明這位始作俑者則因中國科學院黨組和研究生院領導頂住壓力保護他才免受迫害。


再如九零年四月中共參考消息引外電報導流亡詩人老木回憶陳子明四月十六日(胡耀邦逝世次日)召開薊門飯店會議講話談學運,以此指控陳子明的社經所策劃動亂早有預謀。陳子明說,實情是老木把日子記錯了,這個會議是學生運動已起來後的五月十七日召開的。


他指出在中共這類報導中,張冠李戴甚多,甚至他的判決書羅列的所謂犯罪事實,一半以上是他人的言行,有的與他無關,有的他一無所知,有的甚至是他反對的。


社經所在八九年的角色

民運圈傳在北大辦民主沙龍的王丹和北京學運組織北高聯的關鍵人劉剛是社經所的人,因此學運的發起背後有社經所的影子。陳子明澄清王丹不是,證據是在八九年二月王丹還批評王軍濤是新權威主義者,如果他認識王軍濤不會發生這樣的誤會。劉剛雖然是,但在社經所兼職,目的是想在北京有個落腳處,而且發起組織北高聯是他個人行為。


在北京各界紛紛表態支持學運時,陳子明最初對學生運動是不介入,原因一是他反對學生上廣場,認為學運不會取得太大成果,高瑜八九年四月發表在香港《鏡報》上的報導題為〈將民主從街頭引向人民大會堂〉,即反應了陳子明的看法;其次要維護社經所既定的工作計畫。因此最初只委托王軍濤和陳小平與學生接觸。五月十四日在統戰部任副局長的陶鑄女兒陶斯亮要社經所的人去說服學生停止絕食,陳子明仍不願介入,研究所所務會議投票表決時他和王之虹都投反對票,但多數人支持,最後派了王軍濤和閔琦去說服學生,仍無效果。


陳子明說,直到五月十七日有三件事促使他改變了不介入立場:劉剛告訴他高自聯對廣場絕食學生已不起作用;經濟學家吳敬璉找人捎話給他說,局勢再僵持下去,改革開放就會倒退;中科院副院長葉篤正和他通了個電話,拜托他給學生做工作。陳子明遂決定召開薊門會議討論學運及發起成立首都各界聯席會議,正式介入學運。


當時陳子明和王軍濤這兩位社經所的靈魂人物是有分工的。王軍濤到台前與學生合作,陳子明則留在台後,以期保住社經所。但陳子明承認,隨著局勢的發展,他也很難保持冷靜,曾被王軍濤指責他不該到一線曝光。五月十九日中共正式宣佈戒嚴那天,陳子明於下午二時接到陳一諮下面的人打來電話說趙紫陽已下台,北京立即實行軍管。他和周舵、楊百揆等人在悲憤中以「國家機關部份幹部」名義起草了一份告全國人民書,披露在五月十七日政治局會議上趙紫陽被解職,當局當晚將對絕食學生採取強制措施的驚人消息。後來在秦城監獄陳子明為此受審一百次。


五月二十三日聯席會議成立,名字是陳子明取的。他說,宗旨是把學生帶離廣場,緩解局勢。了解到鎮壓是無法避免的結局,五月底陳子明組織社經所內外的一批朋友開始趕寫一組有關中國現代化道路的理論文章,打算趕在《經濟學周報》停刊前最後一期一次全部發表,但陳子明慢了一步,文章還在趕寫中,長安街已開始流血。紅色恐怖降臨中國大陸。
絕食真相:是誰出的主意?


反思一九八九民運學生的失敗,很多人認為絕食是個關鍵。陳子明說,他反對絕食,認為那是左傾冒險結果,把黨內改革派搞下了台。如果沒有絕食,按照八九年的政治形勢發展下去中國的民主道路會走得更寬。


這個絕食的主意是誰出的?陳子明建議我讀絕食發起當事人之一的學生領袖馬少方的文章,他說,此文將經過寫得很清楚。馬少芳這篇文章是「六四十五周年反思」。讀來既可氣又可笑。絕食原來是馬少方、王文、王丹、楊朝暉、程真、吾爾開希等八個學生很輕率隨意作出的決定。他們開始並不以為會真走上廣場絕食,以為把絕食的消息放出去就可以給政府施加壓力。借戈爾巴喬夫訪華這個外交事件向當局施加壓力是他們根本沒有想到的。局勢激化,最後演變成流血,乃至政治全面倒退更是他們的意料之外。十五年後反思,充滿悔恨的馬少方說「我們在不當的時機,因一腔熱血,滿懷正義,卻發動了一次錯誤行動。」


對自己被定罪為黑手,承受了不該承受的責任,陳子明有何話可說?陳子明很平靜地說,如果歷史選擇了他在法庭上為八九民運申辯,他願意承擔。在被判罪後的辯護書中,陳子明這樣寫道「因為許多無辜的青年已經含冤九泉之下,許多神州赤子已經漂流異國他鄉,無法再在法庭上辯護了。作為活著留在國內的人,為他們辯白洗冤是歷史所賦予的義不容辭的責任」。


我又問了他一個假設的問題:要是趙紫陽如後來的葉利欽一樣挺身振臂一呼,與學生站在一起,公開與黨內頑固派對決,或趙紫陽不辭職由他來主持戒嚴清場,六四的結果會否不一樣?


「兩種可能性都不存在。」陳子明認為,葉利欽登上坦克反對政變,是因為俄國民主化已搞了兩年。而趙紫陽做不了葉利欽,他沒有實權,對此趙應是作了判斷的。而第二種可能,趙紫陽即使不辭職,中共保守派也不會再信任他,他也不可能再主持中共大局。他說,趙紫陽的下台是由兩個家庭會議決定的。五月十七日趙紫陽召集子女開會,家人同意他辭職。同日,鄧小平家也開會,鄧小平很聽子女的話。他的子女說,趙紫陽五月十六日與戈爾巴喬夫談話把我們鄧家賣了,鄧小平聽進這句話,鄧趙決裂已不可挽回。


把坐牢當作出國讀書深造

陳子明和妻子王之虹一九八九年十月十日在廣東湛江被捕,一九九一年被判刑十三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一九九四年五月獲保外就醫,因悼念六四死難者,一九九五年六月再收監,次年十一月再次保外就醫,但被軟禁在家。二○○二年十月十日刑期屆滿,可自由行動但仍受監控。


我們問陳子明夫婦,這十三年監禁和軟禁的生活是如何過來的?在他們倆娓娓敘述中,我們聽到了一個矢志不移追求真理的理想主義者,在嚴酷的黑獄及與世隔離的孤絕中,排除萬難,埋首苦讀,研究國情,著述不綴的動人故事。


陳子明判刑後對來探監的父親說,可以將他的服刑視為出國讀書深造,待他從監獄中出來,必然會帶著學習和研究的豐碩成果來見父母。陳子明如此說,也如此做了。


判刑之前陳子明被關押在秦城監獄。他在受審時一再要求無限制提供書寫的原稿紙,提供廣播、報紙,允許家人送書,否則他不會向辦案人員答覆任何問題,迫得辦案人員被迫同意。五百天秦城監獄,陳子明用了數千張原稿紙,寫了一部二十多萬字的《反思十年改革》(香港《當代》月刊一九九二年出版)及翻譯了近三十萬字的英文《中國文明史》。


一九九一年四月陳子明轉北京市第二監獄服刑,環境惡劣,無法讀書寫作,陳子明作了頑強抗議,甚至多次絕食,迫使獄方讓步。四年獄中生活,陳子明讀書兩千冊,筆記百萬字,寫作四十萬字、翻譯三十萬字。王之虹為給丈夫借書,辦了十多個借書證,每次探監要拎兩個旅行袋,一個裝食品物品,一個裝書。王之虹不但為他借書,查閱文獻資料,為讓丈夫獲得充份外界訊息,不與世界脫節,還在每次探監之前,會晤一些有思想深度的朋友,聽他們介紹分析時政,一一記下,然後回家死記硬背,見陳子明時再一一復述。


在北京二監,陳子明用筆名在海內外報刊發表了數十篇文章。陳子明告訴我,這些是何家棟老先生從他寫給王之虹的信中摘出來的,筆名也是何家棟起的。他前後用過的筆名有喻希來、王思睿、于鳴超、華偉、沈延生、余韌等。

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熊景明女士告訴我,數年前,中心讀到中國科技大學沈延生討論中國農民問題的文章,認為寫得很好,發函到中科大邀請沈延生來港參加學術討論,收到回函說學校「查無此人」。後來才知道原來沈延生就是陳子明。


陳子明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三日保外就醫,新華社英文電訊報導陳子明已出獄時,陳子明還在獄中捆紮他的幾十包書和幾百萬字的手稿信件,因而延誤出獄。


第二次保釋後,陳子明軟禁家中,他自稱是「家囚」,非公安批准陪同不能離開家門,除父母同胞兄妹直系親屬以外,其他親友也不能上門探訪,監禁他的公安最多時達五十多人,監控之嚴相當於對趙紫陽和鮑彤的監控。到他二○○二年十月十四日刑滿,六年來,陳子明是在完全的隔離的狀態中生活,只有住家一個片警常上他家與他聊天,聽他分析國內外形勢,是他唯一的聽眾。在公安陪同上街時會撞到一兩個朋友,見得最多的是兩個書店老闆││萬聖園老闆劉蘇里和風如松老闆王煒,因為他常到書店買書。


在監禁、家囚及監控的十八年,陳子明共發表論文及文章兩百餘篇,出版專著(包括《反思十年改革》)共四部及一部尚待出版。他兌現了他給父親的諾言。


留在中國決不流亡海外
我問陳子明,有沒有想過流亡海外獲得自由?他說,從來沒有想過。六四事件後他已決定不出國,因為他當時說過:「一旦流亡海外,二十年都回不來」。當局有否勸其出國?陳子明說,當局不敢向他提出來,但則不斷游說妻子王之虹,從一九九四年一直說到九八年,說甚麼出國可以治病讀書,當局還可以讓他們全家都出去等等,說得天花亂墜,但陳子明不為所動。他對自己的使命感有明確的定位。


陳子明刑滿後的二○○三年,有報導稱陳子明的社經所已獲准復所,但實際只是以網站「改造與建設」(www.bisis.org)名義恢復,是個空架子。而網站亦一度被關閉。


雖然現在連政治剝權期也屆滿,但就像武林高手被廢了武功,滿腹才華的陳子明要幹一點事完全沒有機會,即或做生意也會受干擾。但陳子明心態沉穩,不急不躁,他說決心就像在獄中,在家囚中一樣繼讀書學習著述,充實自己,關懷社會。我問他,今後有機會還會不會再辦一個社經所那樣的民間思想庫。他微笑不語。


在這個天陰的午後,陳子明和王之虹在尖東海旁悠然漫步,流露出內心的愉悅和輕鬆。這是他在香港的最後一天。第二天他們就要返回中國大陸,回到這個社會大監獄,但奇人自有高招,只要心靈自由,即使身陷黑獄,也一樣看到光明。陳子明夫婦十八年的路就是這樣走過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