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趙紫陽談話看胡錦濤
余 杰

 

● 趙紫陽指出胡錦濤是中共狼奶喂大的,是黨的正統意識形態馴服工具,進入政治局常委乃鄧力群推舉。

由趙紫陽的老友宗鳳鳴記述、李銳和鮑彤作序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幾經周折終於在香港開放出版社出版。該書出版前,多名當事人受到北京高層的恐嚇,有關部門甚至承諾拿出重金購買書稿。可見,被幽禁至死的趙紫陽晚年的一些思想成果,在其逝世兩年之後,依然讓某些黑暗勢力感到惶恐不安。早已不是中共的「同志」的趙紫陽先生,倘若在九泉之下知曉這些細節,大概會因之而笑聲琅琅吧。

在中共史上與陳獨秀並立

宗鳳鳴在趙紫陽晚年以氣功師的身份出入趙家,與趙紫陽有過上百次談話。趙紫陽本人未動筆寫回憶錄,因此這本時間橫亙十餘年的談話錄,堪稱趙紫陽晚年思想的結晶。在中共黨史上,趙紫陽可以同陳獨秀相提並論:兩人都是因為堅持真理而在權力鬥爭中失敗的總書記,兩人的被罷黜均印證了中共「流氓當道、賢良出局」的潛規則;而兩人在淒風苦雨的晚年生涯中,均超越個人的利害得失,對國家、民族和中共自身的命運作了深刻而冷峻的思索。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在抗戰硝煙裡的四川江津,陳獨秀從蘇聯斯大林的大清洗和延安毛澤東的肅反中,徹底看穿了共產黨打著「無產階級專政」旗號,實施比法西斯還要殘酷的獨裁統治的事實,從而重新回歸五四時代高舉的自由主義和人權觀念;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衛兵環伺的北京富強胡同六號,趙紫陽從天安門屠殺的鮮血和蘇聯東歐的崩潰中,悟出了「所謂政治改革,就是要放棄黨壟斷一切的權力」的真理,並以長達十六年的被囚禁和被侮辱的沉重代價,來捍衛此一真理。這兩位總書記失去了權力,並長期受到官方控制的傳媒的封殺和侮蔑,但他們贏得了歷史和人心||歷史和人心,不是權力與金錢所能收買或改變的。

趙紫陽是中共建政之後歷屆總書記中學識最為淵博、與知識份子關係也最為融洽的一位。在其晚年談話中,趙紫陽涉及到的學者和著作有:《顧准文集》、何清漣《現代化陷阱》、馬立誠和凌志軍合著之《交鋒》、王力雄《底層毛澤東與經濟文化大革命》、孫立平《斷裂》、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許家屯回憶錄》、章韶華《人類的第二次宣言》、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章家敦《中國即將崩潰》、高文謙《晚年周恩來》以及《戰略與管理》雜誌等等。

可以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思想界的脈動,趙紫陽一直密切關注並洞悉於心。他贊同自由主義和普世人權價值,而對以《中國可以說不》為代表的民族主義以及「新左派」思潮則有尖銳的批評。對於九十年代中國知識界重新發現的思想先驅顧准,趙有極高的評介,認為顧准「是個大思想家」,「當今理論界還沒有超過顧准的思想水平的」。對於論述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的《交鋒》一書,趙在贊同之餘也提出不同看法:「第三次思想解放只能是政治改革,而不是姓公姓私的問題。」

智商、人格、能力遠超胡錦濤

趙紫陽是中共黨內少有的擁有強烈求知慾和不恥下問精神的領導人,其手不釋卷的習慣並非失去權力之後才形成的。據與趙交談過的美國經濟學家大師弗里德曼和曾在趙身邊工作過的中國經濟學家周其仁等人回憶,趙既虛心向他們討教經濟學問題,他本人對中國的經濟改革也有著清晰的思路。趙紫陽雖然只具有中學學歷,但其智商、人格力量、知識水準、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等,卻遠遠在曾就讀於清華大學的胡錦濤之上。在中國這個特殊的國度裡,學歷和文憑往往不是判斷一個人的知識水平和文化素質的尺規。

據一位曾與胡錦濤共事的官員透露,與趙紫陽家中琳琅滿目、時時充實的藏書相比,胡錦濤家中除了馬列和毛選之外,幾乎沒有其他藏書。胡錦濤每天惟一閱讀的公開出版物便是《人民日報》,明明知道這份報紙上全是假話、套話、空話,他仍然裝模作樣地耗費許多時間,在這份報紙上作勾劃和批註。難怪在訪問俄羅斯時,有俄國記者詢問:主席閣下喜歡哪部俄羅斯的經典名著?胡錦濤茫然不知所措,只好老老實實地回答說:《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此答案在俄國傳為笑談。

這也表明胡錦濤確實是一個喝著「狼奶」長大的孩子。作為一個毛時代的工科大學生及政治輔導員,胡錦濤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知識幾乎為零。在那樣的氛圍之下,還形成了他對人文社會科學的蔑視心態,以及對黨的教條的頂禮膜拜。毛主席不是說過,政治學、社會學和法學都是資產階級的過時的學科嗎?毛主席不是說過,爹親娘親不如黨親嗎?

指出胡接班受宋平鄧力群影響

胡錦濤雖然是清華大學畢業生,但在作為一個現代國家領導人所必須具備的知識儲備方面,卻是不折不扣的「文盲」。趙紫陽對胡錦濤有著別具隻眼的認識,在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的談話中,他指出:「胡錦濤是清華大學學生,做青年團的工作,是在我黨教育培養下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後來分配到甘肅工作,是在宋平領導下,受宋平的正統意識形態影響。總之,他是在我們黨正統意識形態所謂『馴服工具』『教育』出來的一個青年幹部。而胡錦濤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乃是鄧力群提出來的,自然也受鄧力群一些觀點的影響。」一般人只知道胡是鄧小平親自挑選的「隔代接班人」,趙紫陽卻透露了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胡是由「左王」鄧力群推薦進入政治局常委會的。如果不是在「左」的方面與之臭味相投,鄧力群又怎麼會青睞在地方上毫無政績可言的胡錦濤呢?

胡錦濤的思維方式遠離人類文明發展的主潮,對馬列主義和毛主義的原教旨思想抱殘守缺。在胡錦濤時代剛剛拉開序幕、海外媒體和國內大部分知識份子及民眾對「胡溫新政」抱有無限期望的時候,久經宦海的趙紫陽卻看出了胡的真面目,「胡溫新政」根本就是一個色彩斑斕的肥皂泡:「從胡錦濤上任後,首先去西柏坡,後又去延安,還去毛主席家鄉。這表明自己要繼承毛主席這個傳統,從這次毛主席一百一十年壽辰紀念文章作了大讚揚也可說明。在這種正統的意識形態支配下,不可能有什麼新的理念。同時,他也沒有這個魄力,也沒有力量來改變。否則,這個體制、這個利益集團會把他搞下去。這些利益集團已形成的體制,是要維護一黨專政的,是絕對不允許觸動的,權力是獨攬的,否則就要失去政權。」雖然以趙的宅心仁厚,並不同意朱厚澤所說的「胡比江更壞更左」的看法,但趙、胡二人價值觀上截然的分野,已經在這一席話中表露無遺。

趙紫陽親美胡承繼毛時代美國觀

趙、胡之間認識水平和價值立場的分野,還體現在對美國的看法上。

趙紫陽是一個「親美派」,他指出:「所謂『三個代表』,從國際範圍來看,美國才是『三個代表』。這樣,有人一定會說我是賣國主義,但這卻是客觀的現實。」對於美國的外交政策以及美國在全球格局中的位置,趙紫陽有著高屋建瓴的認識:「美國也是從謀取本國利益來發展對外關係的,但是他們發展本國利益是同人類利益相符合的,因為他們不但對發展對外貿易,而且還受他們本國人民價值觀的支配,那就是還要推行自由、民主、人權,這就與人類社會實現現代文明相一致了。」

反美是中共建政以來對外關係的主軸和對內宣傳教育的主線,反美在西方世界也被主流知識界視為「政治正確」。作為中共的前總書記,趙紫陽卻如此讚揚美國說:「如果人類社會發展需要有個主導的話,那麼,由美國來主導,比蘇聯,比中國來主導要好,更不用說德國和日本了。因為美國沒有領土野心,不搞殖民地。」

基於以上的原因,趙紫陽告誡中國的當政者說:「二十一世紀前半世紀或者說至少前三十年,主導世界的仍然會是美國,其他無論歐盟和日本都起不到這個作用。至於俄羅斯、中國更不用說了。這是客觀情況所決定的。因此,中國要發展,必須跟美國搞好關係。」而要與美國搞好關係,中國自身實現民主化、政府保障人權,又是必要條件,僅僅在貿易問題上作一些讓步無濟於事,因為「無論美國政府與美國人民都不能容忍一個專制的國家發展起來」。

與其說趙紫陽是「親美」,不如說他是親近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觀,是要將美國探索與實踐出來的、成功的治國理念移植到中國來,以完成中國政治制度的順利轉型。與趙紫陽富於遠見卓識的「美國觀」截然相反的,是胡錦濤在毛時代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美國觀」。胡錦濤仍然將美國看作是「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敵對勢力的首領,一聽自由、民主、人權這些字眼便如坐針氈、視若仇寇。在與美國打交道的時候,胡也表現得比江更加笨拙和僵化。二零零六年春,胡錦濤首次以黨國元首的身份訪美,強迫美方拿出最高規格來接待,而為美方所拒絕。雖然胡在美國拋出一百多億美元的鉅額訂單,卻沒有得到美國朝野和公共輿論的任何好評。此次訪問成為中國領導人訪美歷史中最失敗的一次。

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呈現畸形繁榮,胡錦濤再度萌生不切實際的「超英趕美」的狂想。在斷絕體制內外對政治改革的期望之後,胡錦濤企圖以「大國崛起」的宣傳來凝聚民心。同時,在國際交往中,中國專門與「邪惡國家」如古巴、北韓、伊朗等狼狽為奸,頻頻向近代以來傷害中國尤深的俄羅斯暗送秋波。胡錦濤政權試圖拉攏俄國和歐盟對抗美國的外交策略,無異於緣木求魚:且不說歐盟與美國的矛盾是自由世界內部的矛盾,即便是俄國也早已拋棄了共產制度,不會再做中國的「老大哥」。中共當局近期積極開展對非洲外交,表面上似乎實現了毛時代未能實現的、讓第三世界「萬國來朝」的夢想,其實這一切不過是用金錢暫時收買而來的「友誼」而已。這種自不量力的民族主義煽動及對外擴張,既無法與美國達成真正意義上的抗衡,又白白耗費寶貴的民脂民膏,重蹈當年蘇聯與美國軍備競賽而最終民生凋敝、走向滅亡的覆轍。

晚年的趙紫陽,其自由僅僅局限於富強胡同的小院子裡,卻一直心懷天下。他未能實踐其政治體制改革的雄心壯志,這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亦是中國及中共的悲劇。比趙紫陽年輕二十歲胡錦濤,如履薄冰地度過了十五年的「儲君」生涯,終於得以「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掌權之後,胡錦濤逆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而動,讓中共失去了自我更新、自我改革的最後機會,中共再也無法像國民黨那樣雖然失去政權,卻仍然是台灣政壇上舉足輕重的力量。中共的未來是幽暗的而非光明的,中共的壽命是短暫的而非恆久的,中共在人類歷史上已然是一個千夫所指、聲名狼藉的政黨。在這個意義上,胡錦濤也許不自覺地充當了像法國國王路易十六那樣的、為終結舊制度出了一把力的「功臣」。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