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老和我們談到這本書出版過程中種種艱險和曲折，他說有段時間他都做好了為這本書坐牢的準備。

宗鳳鳴先生所著《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一書終於出版了，大家都很高興。於是，我們同幾位朋友約好，一起去看望宗老，向他道賀。

我是第二次去宗老家裡。一如上次所見，他的家依然那樣老舊，那樣雜亂，卻讓人感到溫暖。很巧，這天沒有別的客人，正可以暢開心扉。宗老已經八十七歲了，行動雖有些遲緩，但精神很好。大家坐定，沒有寒暄。我遞過剛從朋友那裡得到的一本《談話》，請宗老簽名留言，他一口答應。我又把自己寫的一本書《尋訪六四受難者》送給他，他也高興地收下。這一來一往，令我平添許多感慨。趙紫陽先生有關八九學潮和六四事件的談話片斷，前些年我已零零星星在一些報章、書藉裡讀過，當時的那份激動和感佩，至今仍清晰地記得。然《談話》一書的出版，讓我想像到兩位飽經憂患的老人一次又一次促膝談心時的動人情景。如今，其中一位已經仙逝了，而我與健在的另一位││宗鳳鳴先生，不僅人走到了一起，書也走到了一起。這大概是命運的一種安排吧。

贈書、留言的儀式完畢，宗老慢悠悠地落座在緊靠我丈夫蔣培坤的一張藤沙發椅上。蔣側身靠近宗老，向他道賀，怕老人耳背，蔣大聲地說：宗老，您為大家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要是沒有您這本書，趙紫陽先生的最後十五年，將是一片空白。您的這份記述是獨一無二的。宗老一定聽清了蔣的話，但他沒有答話，卻是在微笑中透露出一絲無奈。接下去，他向我們談到了這本書出版過程中的種種艱險和曲折。他說有一段時間他都準備坐牢去了。他風趣地自嘲：「我沒有坐過牢，還真想進去看看牢房是什麼樣子。我要是進了秦城，就不打算活著出來了。」說完環顧我們幾位，又作補充：「我一個 八十七歲的老頭，活不了多少年了，還能怕死？」一個老人坦蕩如斯，我們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

人的一生在很多時候都可能是一個失敗者，但也有可能在另外一些時候成為勝利者。此刻的宗老，雖已屆耄耋之年，卻終於昂首闊步於勝利者之列。「不管怎麼樣，書總歸是出版了！」大家都這麼對他說。他頻頻點頭，又長長地舒了一口氣，說出了他一直藏在心裡想說未說但現在終於可以痛快地說出口的一句話：

「我總算對得起我的老朋友趙紫陽了，也總算對得起在那一場慘案中死去的人了。」

在場的人，聽老人說出這樣的話，都為他鬆了一口氣，卻又不免生出些許悲涼之感。為了死去的人，也為了活著的人；為了今天的人，也為了子孫後代，老人已經盡力了。對宗老所做的這一切，又有誰能無動於衷呢！老人還向我們表示，他做這件事不圖得到多少稿酬，只是為了了卻一樁心願。他說他打算把所得稿酬的一半捐給六四受難親屬，另一半想用於成立一個紫陽基金會。

通過宗老向趙紫陽送書帶話

我尊敬這位老人，但我說不出對他表示欽敬的話。我想，此時此刻說那樣的話完全是多餘的。回溯以往的歲月，我要感謝這位長者的事情還多著呢！平時，我與宗老見面的機會並不多，不是不想見，而是不能見，不便見。但是，他在我心目中早已是一個老熟人。李銳先生說宗老是他們與趙紫陽先生之間的「聯絡員」，其實，宗老在我們受難群體與趙紫陽先生之間，又何嘗不是一位熱心的「聯絡員」呢。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出版的幾本書和發表的一些文章，都是通過宗老送到趙紫陽先生手裡的。從這些書稿，想必趙紫陽先生一定知道了在一九八九年流血慘案中那一個個罹難者的名字，一定知道了死者的父親、母親、妻子為討回公道而進行的艱苦的抗爭，也一定知道了我們這個受難群體為在中國建立一個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社會而抱有的信念和追求。　　

談話錄是一份有力的六四證詞

我始終堅信，世界的潮流是不可阻擋的，凡順應或追逐這個潮流的人們，總是會匯合到一起的。基於這樣的信念，我們在一九九七年中共召開十五大前夕，又請宗老向趙紫陽先生帶話，希望先生能就六四事件說幾句話。後來，我們果然見到了紫陽先生寫給中共十五大的那封信，要求中共中央及早地重新評價六四。這在當時，給予了我們受難群體很大的安慰和鼓勵。現在，這封信也已收錄到了《談話》一書中。今天讀來，依然倍感親切。

我不想去評論《談話》一書的重大歷史意義。但我要指出這樣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即：上世紀末發生在中國首都北京的六四大屠殺已經過去將近十八年了，但這場大屠殺的真相至今仍未大白於天下。在以往的歲月裡，歷屆執政當局刻意淡化六四，不准國人談論六四，禁止媒體涉足六四，以至今天很多年輕人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六四。一個對曾經在歷史上發生過的災難漠然處之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一個對這樣的災難刻意掩蓋、淡化的政權，是對我們的民族、我們的歷史不負責任，甚至犯罪的政權。

就這點而言，《談話》一書是一份不可或缺的歷史見證。這本書的出版，使得那些企圖要掩蓋六四真相、淡化六四記憶、改寫六四歷史的人變得極其困難。趙紫陽先生是當年那場民眾抗議運動和血腥屠殺的第一見證人。他雖然離開了這個世界，但他所提供的證據還在，這些證據是任何人都銷毀不了的。

那天我們說了很多話，不想多勞累宗老，就起身告辭。臨別的一刻，我們才知道，宗老本人作為這本書的作者，當時也只拿到了一本。這本書一出版就被中共有關當局查禁了，海關查得很緊，不准在內地流行，僅有的幾本可以說是「漏網之魚」。一天後，我們又得到消息，深圳海關又扣沒了一批禁書，其中就有宗老的《談話》和我的《尋訪》，我和宗老又成了同案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