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本文從有案可查的大量中國官方資料中，概括分析中國高速經濟下潛在和暴露出的種種弊端、病態和危機。一連串驚人數字，實在超過許多文字的批判。

●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帶來許多問題。成為國內外學者高度關注的課題。各種研討活動無日無之。

中國和印度的經濟發展宛如一場龜兔賽跑。雖然中印國家體制和歷史背景不同，但兩國的人口都有十多億，又都是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國民經濟以每年超過百分之九的速度增長，印度的增長率在百分之八以下。中國的ＧＤＰ總值已是印度的三倍。兩國經濟發展模式卻有一個根本性的區別，那就是印度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內需的擴大和人民購買力的提高；中國的經濟則主要依靠國際市場，即吸引外資、貿易順差和全球第一的外匯儲備。中國和印度，一個張揚，一個內歛；一個專政，一個民主；一個靠專政國家的行政干預和政策性調整，一個靠民主國家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一個快速猛突，一個緩慢穩妥。在此背景下，中國經濟在○八年北京奧運會前走勢如何？

中國外貿順差外匯暴增潛伏危機

西方民主國家運用積極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作為客觀調控的手段。雖然這不是一帖萬無一失的靈丹妙藥，時時會發生周期性的衰退和經濟危機。中共也運用貨幣和財政手段，然而在中共政經分離的導向下，片面發展經濟，沒有深層次的體制性改革，單純依靠行政干預和政策調整已經無法解決經濟發展的難題。隨著中國參與世界市場，世界經濟尤其是美國經濟對中國的影響會越來越大。相對而言，中國的行政干預會越來越弱化。 　　

在中國的ＧＤＰ中，外國在華直接投資已超出百分之三十的比重，近幾年每年流入外資佔百分之三。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至二○○四年曾高達每年百分之六的比重。進出口在每年的ＧＤＰ增長中，幾乎佔百分之七十的比重，而且逐年上升。兩千多億美元的外貿順差和一萬億的外匯儲備對於中國危機四伏的國民經濟絕非好事，倒活像定時炸彈，隨時會發生爆炸。首先外商投資充滿水份，外商的投資中的百分之六十七來自港澳台華僑。這些人中有相當部份是假華僑。貪官污吏將國有資產用洗錢的方式轉移到境外，然後再「回國投資」。回國投資抵不過國資流失。二○○六年上半年因房地產熱降溫引起一場熱錢撤退的浪潮，撤退的熱錢達二百四十億美元。二○○六年人民幣升值使外貿出口提高成本，上半年外貿出口增幅僅百分之八點三，比上年同期大幅下降百分之三十三點七，進口下降百分之五。二○○一年有過類似情況﹕美國經濟滑坡衰退，中國出口受到嚴重影響，只增長了百分之三點六。 　　

因此，中國經濟所面臨的主要風險是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這種風險首先表現為資金流動的風險。盡管中國目前資金帳戶不完全開放，但不容否認，國家對於資金外流的控制能力不足。其表現之一便是高額的淨誤差和遺漏項。一旦國際資本流動的方向發生大逆轉，衝擊外匯儲備，其潛在風險十分可怕。 　　

這樣的波動需要多少外匯儲備呢？一是為了平抑外匯出口收支的波動，通常認為起碼要滿足三個月的進出口需要，大概要二千億美元；二是續付到期外債需要二千五百億美元；三是一旦出現國際經濟波動，高達五千多億的外商投資會部份流失，流出三至四千億美元都有可能。由此算來，高達萬億美元的官方外匯儲備中，能夠動用的剩餘外匯儲備不足二到三千億美元。中共這萬億外匯儲備同樣充滿了水份，通常連居民手中的外匯存款亦列入官方的外匯儲備之中，萬一國際經濟動盪或者國內社會動亂政局不穩，居民向銀行提取外匯存款，這二三千億美元就應付不過來。 　　

國資流失貧富差距拉大的偽增長

中國的ＧＤＰ增長率年年大於百分之九，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長率更大於百分之二十。可是工資的增長年年滅少，從一九八九年的百分之十六下降到二○○三年的百分之十二，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率不僅低於ＧＤＰ和投資的增速，甚至低於商品零售額增速。二○○六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ＧＤＰ上漲百分之一點三，廣義貨幣Ｍ２因此增長百分之十七點一，背離了同向增長的原則。所以，內需萎縮是中國經濟的致命傷，恰恰與印度經濟的發展動力相反。 　　

中國的內需萎縮，居民的購買力低而過度依靠外資的經濟發展畸形模式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這是中共一黨專政的體制造成少數權貴暴富，國有資產流失，貧富兩極急遽分化釀成的一杯苦酒。佔人口總數百分之七十的城市弱勢群體和廣大貧苦農民喝下了這杯苦酒。貧富兩極的收入差距相差十八倍以上，一億三千萬即佔人口十分之一的貧窮人口每天收入不足一美元。 　　

這種情況造成了消費、儲蓄、投資之間的嚴重失衡，從而引發了其他經濟結構問題。城鄉居民的消費一直處於低迷狀態，消費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只佔百分之四十以下，居民消費率從一九九一年的百分之四十八點八下降到二○○五年的百分之三十八點二。不僅大大低於發達國家的百分之七十的水平，而中國的儲蓄率則從二○○一年的百分之三十八點九上升到二○○五年的百分之四十七點九。消費不足和儲蓄過高，從供給方面推動了許多效益不高的投資，為以後的金融危機埋下了不定時炸彈，同時又加重了中國經濟對外國市場的依賴。尤為令人擔心的是中國大量外匯結餘只能用來購買利息微薄的境外國債，不得不將許多高收益的投資機會拱手讓給外國投資者。這種做法正在逐漸形成沒有國民福利的「偽增長」。 　　

人民幣升值必然會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日常經濟生活和企業的商業模式。目前在人民幣升值遠未到位的情況下，已引起金融系統發生混亂。專家估算，人民幣真正到位應當是望五保四，即同美元的兌換率應在一比四到五。因此必然還會大升，小升微調反而會引起流動性氾濫。升值對國內外市場的影響是巨大的。不過當前中共出於政治上的穩定和諧的需要，缺乏放手讓人民幣升值到位的決心和勇氣。 　　

軍費、能源、環保方面的風險

在所有的制約因素中，最重要的一條是中共無法承受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帶來的風險。鄧小平說過「發展是硬道理」，絲毫沒有商量的餘地。因為從中國的收入分配結構看，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將直接衝擊低收入群體。從政治層面上看，中共對這個群體能否承受收入劇減、貧富更加擴大和失業猛增的衝擊，心中毫無把握。因為近年來在經濟尚未降溫收縮的情況下，民間的維權運動其案件數和參加人數增加已大大超過ＧＤＰ的增長了。 　　

窮兵黷武、農業危機、資源短缺、環境惡化都是中共發展經濟的制約因素。 　　

二○○六年中共直接軍費開支達三百六十億美元，相當於二千八百三十八億人民幣，每年軍費以百分之十的速率遞增。在軍費開支方面，中共同樣玩弄帽子戲法，時而縮水，時而漲水，神出鬼沒。因為另有相當於直接軍費一倍的間接軍費軍火工業，化整為零，分散隱藏在機電、造船、航空、信息、化工、建築等行業中去。公開和隱藏的直接軍費和間接軍費相加，相當於國民經濟總值的百分之二十。這麼龐大的軍費開支在和平時期世界上絕無僅有，大大加重了國民經濟的負擔。中共的戰略目標意在二十一世紀中葉奪取信息化戰爭的勝利。 　　

中國能源嚴重不足，百分之三十的石油靠進口，鐵銅等重要原料也靠進口，人均水資源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之二十八。人均耕地資源嚴重不足，且單產很低，只有世界平均耕地面積的百分之四十。每公頃產糧八百公斤，韓國有六千五百公斤，台灣有五千九百公斤。亂建開發區和形象工程、退耕還林、沙漠化、鐵路和高速公路吞噬了大批農田和可耕地，全國耕地面積現已不足十五億畝，自一九九七年以來共滅少了耕地六千二百萬畝，年均滅少一千二百萬畝。 　　

「一俊遮百醜」。中共用環境拼經濟，造成全國生態大破壞，並殃及周邊鄰國。中國的酸雨和沙塵暴已到達了澳洲和美洲。中國因環境生態破壤而造成的經濟損失據保守的估計每年達一千二百五十億美元，僅缺水一項，使工業產值每年損失二千億人民幣。中國粗放式的經濟使城市垃圾中的百分之五十排入大自然，六百六十八座城市中有三分之二已陷入垃圾包圍之中。未經控制的廢氣、二氧化碳和沙塵暴已在北方城市中引起外商撤退的浪潮。 　　

失業人口巨大教改醫改失敗

此外，收不抵支的社保基金，失敗的一胎化政策，嚴重的失業人口和教改醫改失敗都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 　　

促使陳良宇等一百多名上海幫貪官下台的社保基金案在二○○六年下半年席捲全國。全國二萬多億社保基金收不抵支，據全國二十五個省市統計，二○○五年欠賬八千多億。收不抵支的二萬多億社保基金中，居然有百分之四十被貪官污吏挪作他用（炒股、炒房、炒匯、炒地產、炒期貨）。中國的一胎化政策非但造成男女比例高達一○○：一一八，西部不發達地區一○○：一三○（聯合國確認的正常比為一○○：一○三），使中國平白無故地多出五千萬個光棍，並使中國提早進入老齡化社會，加重國民經濟負擔。二○○六年六十五歲以上老人超過一億人，六十歲以上老人佔百分之十點五。到二○五○年會超過百分之十八，即每二百名勞動力必須養活七十九名老人。世界上哪有這種社會。 　　

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田成平承認，「中國的就業問題總量之大，矛盾之複雜是世界任何國家所沒有的。」中國勞動力供大於求至少一千三百萬。今後三年將有三百六十萬國企職工和四百多萬集體企業職工加入失業行列。二○○六年有一億多農村閑置勞動力。二○○八年失業人口城鎮將突破五千萬，農村突破二億。尤為嚴重的是二○○六年大學生，也加入失業行列，四百萬高校畢業生中失業二百萬。二○○七年有四百九十五萬畢業生，失業率更高。中國教育經費只佔國民經濟的百分之三點三，遠低於全球百分之四點二的水平。按聯合國衛生組織統計，一百九十一個國家的醫療衛生開支在ＧＤＰ中所佔比重，中國排名第一百八十八位，倒數第四，不及中國用二百億美元「無償援助」的非洲最貧困國家。 　　

家產上億的富豪九成是高幹子弟

然而應當指出，整體性的制度腐敗才是促使中國經濟敗落並走向崩潰的不可救藥的致命因素。標準普爾估計，二○○五年底中國的銀行壞帳總額已達六千億美元（超過總資產四成）。但中國官方只承認二千二百億美元；非法黑錢交易和國有資產外流達六千億美元，每年平均外流二千億人民幣，佔ＧＤＰ的百分之二；中國農業部統計了四萬六千座鄉村，共有二級債務三千二百五十億，集中在中西部不發達地區，鄉鄉有債，村村欠錢，農民的債務負擔以每年二百億急升，其中不良債務佔百分之六十，利息平均百分之十五，最高達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二○○六年上半年十一個省市黨政機關行政開支超出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一百六十不等，達五萬零八百七十七億，相當全年國防和教育經費總和；各行各業欠下三角債一萬五千億，逃廢債務一千八百億，造成經濟損失五千億；由違約和拖欠款造成的信用缺失的直接間接損失六千億；假冒偽劣損失二千億；吃喝嫖賭公款招待費三千七百億；公務員四百多萬輛公車私用和購置費三、四千億；公費出國考察一千八百億 ...... 　　

少數權貴壟斷著國家資源，操控經濟命脈和十大行業的精英中，百分之九十是中共自家人││高幹子女和家屬，他們中二千九百人擁有資產二萬多億，個人資產超過一億的三千二百二十人中有二千九百三十二人是高幹子弟。他們擁有全國百分之六十的財富。中共的自家人是中共的掘墓人。 　　

如此這般的混帳經濟不敗落才怪呢。我們可以回應鄧小平的「發展才是硬道理」說、「崩潰才是硬道理」！ 　　

二○○六年歲末，胡錦濤和溫家寶多次在政治局會議上發出警告：「海外人士提出的到二○○八年中國經濟崩潰不是危言聳聽，我們面臨的局面是非常嚴重的。」 　　

像蘇聯等前共產國家經濟衰敗導致政權解體一樣，「發展││停滯││衰落││崩潰」是共產專制政體不可抗拒的客觀歷史規律。中國經濟的崩潰在二○○八年奧運前發生還是在奧運會後發生，那只是一個遲早的問題。 　　

二○○七年一月八日 （孫遠：本刊特約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