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開放》結緣十九年
劉曉波

香港《開放雜誌》,原名《解放月報》,創刊於一九八七年,於今已經二十歲了。慶倖的是,屈指一算,我與《開放》的緣分,也有十九年了。原因無他,價值觀相通而已。

我看重這本政論雜誌堅守言論自由和獨立辦刊的執著,即便在一九九七年後香港的言論環境大不如前的情況下,也在政論雜誌的生存空間日益局促的困境中,《開放》仍然不改初衷,堅持自己的初衷。

作為大陸的獨立知識人,也作為這本政論雜誌的老作者和老讀者,我受惠於這本政論雜誌頗豐;我相信,大陸的許多獨立知識人的感受,也會像我一樣。所以,時逢她的二十歲生日。自然要為之寫點甚麼。

我在這本雜誌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批判毛澤東的,題目叫《混世魔王毛澤東》,發在一九八八年十月號上。從此,我與這本政論雜誌便結下了文字緣。期間,除了三次失去自由期間我沒有為《開放》寫稿之外,其他的時間一直沒有停止過為她供稿。六四後,我進了秦城監獄,《開放》不僅為我呼籲,而且還轉發了我的多篇文章。

等我從秦城監獄出來,再次執筆為她供稿時,《解放月報》更名為《開放雜誌》,我的名字也被添列為「特約撰稿人」。特別是我學會電腦後,幾乎每個月都要在《開放》上發文。我發表在《開放》上的文章,還先後兩次獲得由香港記者協會、香港外國記者會和國際特赦香港分會聯合頒發的「人權新聞獎」,一次是「優異獎」,一次是「大獎」。

外界更多地知道我和《開放》的淵源,大概源於那篇名為《文壇「黑馬」劉曉波》的訪談錄,發表在該刊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號上。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我結束了挪威奧斯陸大學三個月的訪學,前往美國夏威夷大學,我特意坐了途徑香港的航班。第一次踏上殖民統治造就的自由港,感覺真好!我接受金鐘先生的採訪,感覺更好!

採訪中,金鐘先生的提問很直率,我的回答可謂放言無羈,說出了一段犯眾怒的話。

金鐘問:「那甚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呢?」

我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

儘管,六四後,這句「三百年殖民化」的即興回答,變成了中共對我進行政治迫害的典型證據;時至今日,這句話仍然不時地被愛國憤青提起,以此來批判我的「賣國主義」。然而,我不會用接受採訪時的不假思索來為自己犯眾怒的言論作辯解,特別是在民族主義佔據話語制高點的今日中國,我更不想收回這句話。

這句話,不過是我至今無改的信念的極端表達而已,即,中國的現代化需要經過長期的西化過程方能實現。因此,官方的批判也罷,愛國憤青的口水也好,每每想起,我都懷著感激,讓我有機會即興發揮。

今天,歷史的進步結束了殖民時代,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取的進步,大都於和平交往中的西化高度相關。今日中國的現實證明,凡是可以公開西化的領域,無疑是進步最快的領域。比如,進步最快的經濟也是西化最為明顯的領域。如果沒有官民對源於西方的市場經濟、私有制權和自由貿易的逐步接受,中國經濟決不會有如此巨大的進步,民眾的私人財富也決不會達到今天的水平。而中共對民主憲政等政治西化的頑固拒絕,恰恰是弊端產生的跛足改革的主要根源,也讓政治改革停滯不前,讓中國政治仍然處在僵化而野蠻的獨裁階段,也讓世界看到的是一個政經分裂的中國形象。

如果有一天,大陸中國人也可以像香港同胞一樣,有免於恐懼的尊嚴,有免於禁言的自由,也就是過上一種真正的開放生活,《開放》雜誌在香港的使命也許就結束了。

如果真有這一天,我希望,《開放》能夠進入大陸,依然保持其獨立辦刊、關懷社會、時政敏感和精益求精,我也依然願意繼續作她的作者和讀者。

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金鐘按】謝謝曉波。他讓我回憶起一九八八年對他的那次訪問。那時,曉波「文壇黑馬」之名盛傳。訪問中,他鋒芒畢露,雄辯滔滔。最後「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地」一語,脫口而出。雖然出格,我卻完全理解和尊重他的表達。我在香港做了記者二十多年,訪問做了幾百個吧。基本上都是錄音而親自整理成文,沒有一個被訪者提過異議。猶記得一九八六年訪問港大學者薛鳳璇那次,他針對港反核潮,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見,但局勢很僵。我問他如果市民不接受你的意見怎麼辦?他脫口而出:就讓他們跳海去吧!訪問發表後,他因這句話遭到傳媒和市民的激烈圍攻,而且任人大代表事也擱置了。可是他事後致信給我,說訪問寫得很好。無悔。

今天,曉波事過十八年,也是一樣的無悔。我感謝他們對新聞工作專業的尊重,也深感他們是有理智、敢於負責的人。曉波為了這句「三百年殖民地」的話,吃了苦,受了罪,我同情他的遭遇。他被捕,我們為他做了特別報導。當然,我不認為他說錯了,或我報導錯了,因為言論自由本身是沒有價值判斷的,沒有是非限定的。